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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的“返城高峰”
民谣正在向城市的心脏不断靠近,它描摹了最真实的众生世相。
过去的3月,新民谣代表人物钟立风不声不响地推出了新改编的民谣单曲《武汉这些天一直在下雨》,就像前段时间走红的赵雷的《成都》,触及了一座城市的情感内核。
一波民谣的“返城高峰”,正在形成。
而近年来在网络上传播已久的民谣人物地理分布图,也再一次被乐迷翻出。从东北的丢火车乐队、内蒙古的九宝,到新疆的楼兰盒子、青海的野狼、四川的声音玩具、西安的马飞,再到海南岛的伟大科学家、宝岛台湾的四分卫,似乎每一座有故事的城市,都已被民谣歌手“圈地”。
用民谣书写的城市乐章,散发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灵气,牢牢地抓住了听众情感的“归属地”。这让民谣不像一座城市的标签,倒更像是拴在标签上的那根线。由它串联起来城市的过往,连接着现实通往未来的路。
“高产”城市的特质
维基百科上有一个列表,上面罗列了关于纽约的5000首歌曲。这5000首歌曲表达了音乐世界里的人对纽约的诠释与理解。
在中国,自媒体人王登科将30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谣歌手、乐队的1500首歌曲中出现的城市进行了梳理,北京和上海是最受青睐的两座城市。
北京是现代文明与历史交融的复合体。这里既有赵雷在《北京的冬天》中“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没有足够的衣裳过冬/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京的冬天太冷/我如何温暖你我的爱人/北京的冬天太冷/我也无法承受”的苦涩感受,也有钟立风《南锣鼓巷》里“一个风里奔跑着的孩子/在歌声里摇摆/黄昏的大街上/洒满了夕阳”的历史沉淀感。一座现代化大都市带给年轻人的现实,让民谣的味道与众不同。
上海则因其金融都市的海派文化,孕育了《再见文汇路》《上海三月》这样的浪漫气息浓郁的情怀作品。同样是兼具节奏快、压力大的现代生活与极其光鲜的城市历史,海派民谣里有阿肆《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中上海女孩繁忙生活里的感性心思,也有戴荃“这上海/无人来/往事已故此景谁还在”这样的老上海腔调。
从城市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北京与上海能够得到民谣歌手的垂青,一方面是因为发达的音乐市场聚拢了更多的音乐人才,老城丰富的人文环境作为音乐创作的温床,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感情抒发的对象;另一方面,两座城市都有着不可否认的生存高压感。“文章憎命达”,坎坷的追梦之路让怀才不遇的音乐人平添了许多忧愁与慨叹,也放大了平凡生活中的幸福与感动。这些客观条件带来了民谣创作最可贵的独立精神。
放眼全国的一线城市,深圳、广州之所以难以成为民谣歌手的咏叹对象,无非是二者没有兼具北京、上海的两个特性。深圳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对科技人才的吸纳成果不足以招揽更多的文艺创作者慕名前往。而广州地道的市井文化,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高压带来的生存窘迫。
相比而言,近期成都却“一炮打响”。这座西南重镇并不是因为一句“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而大放异彩,赵雷让成都走红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将北京模式下的民谣创作风格,移花接木地挪用在了成都身上。赵雷身为一个北京“土著”,他的创作基因里写满了对北京复杂的爱与恨。成都的出现,不过是换用了一个本体,全国各地多版本改编《成都》的风潮印证了这一点。
其实,任何一座城市都可以替代成都,哪怕是铁岭抑或是马鞍山。
地域文化成就“二线”城市
优秀的民谣歌手感知着一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