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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
吴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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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政治学发展趋势”(批准号12&ZD106) 的阶段性成果
21世纪以来, 伴随各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 特别是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层出不穷, 关于“全球治理”的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此同时, 由于中国在综合国力上的稳步提升和日益广泛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于重大全球问题及其治理的积极姿态, “中国方案”开始登上舞台并崭露头角。虽说中国方案根据不同主题可以有多重规定, 但一般来说其总是与国际事务的处置与全球问题的应答特别相关的。如果说, 对中国方案的哲学探讨理应就事情的根本有所言说, 那么, 本文所针对的问题就将包括: (1) 迄今为止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什么, 其限度在哪里? (2) 中国方案的根本性质是怎样的, 它从何处获得其基础定向? (3) 正在积极生成的中国方案将可能在何种程度上变革全球治理的整体理念, 从而具有新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
唯当“世界历史”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决定性地开辟出来之时, 才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和全球问题, 因而也才有超出地域性的国际法和全球治理的活动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说, 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它在使各个国家的历史变成“世界历史”的同时, 也使各民族的和地域的文学变成一种“世界的文学”。因此, 全球问题和世界秩序真正说来乃是现代世界的产物, 它在现代性中有其本质的来历和根据。众所周知, 现代世界首先在西方、在欧洲形成;这个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一方面通过资本的无限制运动, 另一方面通过现代形而上学的从中筹划, 为现代文明及其成果奠定了基础。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取得了物质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 所以它作为世界历史的环节在特定阶段上获得了“绝对权利”。这种绝对权利既意味着该文明具有特定的“世界历史意义”, 又意味着现实世界中由此而建立起的支配与从属的关系:“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 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与之相类似, 海德格尔把由这种从属关系构成的世界历史进程叫作“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
虽然这样一种从属关系一般说来还比较抽象, 但却道出了现代世界秩序的某种本质:这样的秩序意味着设置合理的“权利体系”, 而所谓由理性设置之“权利”(right) 的实质在马克思看来无非是理性前的“权力”(power) 关系, 即社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统治权, 或世界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支配权。我们在“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向来被使用的短语中, 就能体会到这种支配权和统治权的实在性。如果说现代世界秩序本质地包含着全球治理的概念(即要求遵循并保证这一秩序的持存) , 如果说这一秩序及其治理又必然地意味着一个世界范围的权利体系, 那么, 为了把握迄今为止全球治理的实质与限度, 从哲学上来考察这一权利体系之本质的基础和来历, 就变得非常必要了。
特定的权利体系植根于特定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中, 当我们说现代的权利体系或法的体系是由现代性来规定时, 我们的意思是:这样的权利体系或法的体系是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其本质来历和基础定向的———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都是如此, 就两者特定的社会本质而言, 它们毋宁说是同构的。按照现代以来的习惯用法, 特别是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更为准确的用法,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也就是“市民社会”。黑格尔深刻地揭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代的决定性分离;虽说马克思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与黑格尔持相反的立场, 但他们都将法、权利体系等看成是具有社会—历史规定的, 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被具体化的。因此, 现代的权利体系, 包括国际法体系, 在黑格尔看来是植根于“伦理”的领域(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领域, 其中国家是最高的本质) , 而在马克思看来, 无论是法的体系还是政治国家都植根于“市民社会”, 因为国家的本质性亦是被市民社会规定的。
如果说现代世界秩序和国际权利体系是由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市民社会来为其制定方向的, 那么, 市民社会的实质又是怎样的呢?市民社会以原子式的个人为前提, 而原子式的个人又由于各自的私利而彼此冲突和斗争, 因此市民社会的定义乃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按照霍布斯的说法, 人的“自然状态”乃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克服这种状态, 人们必须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而在黑格尔更高的历史观点看来, 霍布斯及其同道所谓的自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