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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局限与信仰的价值
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人类最昂贵的计划制度,因为缺乏合理的市场伦理,却有可能陷于人类最昂贵的市场制度
在中国,对于道德的探讨是茅于轼教授发动的,对于市场伦理尤其是产生道德的信仰源泉的关注是我发动的。2002年以来,我发表了一系列探讨市场伦理、财富伦理、宗教、信仰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文章,如最早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精神重于形式》、《要将市场经济建立在信仰的磐石上》等等。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欣喜地看到,近年来,中国人终于破除种种认识上的谬误,开始认识到西方社会的信仰和精神层面对于其制造建构及物质文明的影响,并开始从这些角度去看在过去看来只是“唯利是图”的西方商人。这就从器物和行为的层面上升到了价值和生命的层面,真的是可喜可贺。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提供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叫人不偷懒。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坏就坏在它没有价格信号,也没有竞争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而在自由市场制度下,懒人是没法活的,勤快人可以根据市场信号不断地扩展事业。所以,市场经济会逼着大家去竞争,它是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
但是,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单纯由利益驱动的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天生的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许多的经济学研究都表明,市场有诸多天生的缺陷和“失灵”的地方,它只能叫人不偷懒,而不能叫人不撒谎及害人。
在博弈论的研究中,市场的重复博弈可以降低撒谎和害人的行为,而法律的严厉惩罚亦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是,在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情况下,合同永远是不完全的,完全靠重复博弈和法律的惩罚来求得规范的市场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不经济——这意味着市场的运行成本无限高,贵得让人没法使用,最后或自行崩溃——就像我们在拉美的“市场经济”中所看到的那样。
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朴素地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发财,而发财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这样一个跛足的尚未成熟转型的“市场伦理”业已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两大痼疾:一者,不是靠劳动致富,通过创造社会财富而获得财富,而是靠官商勾结,凶恶地转移社会财富的办法来获取财富;二者,在市场交易中不讲诚信,靠食言而肥,靠坑蒙拐骗而致富。所以,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呼唤出了一群“人妖”:他们在日夜不停地靠撒谎和害人成一已之私利。
这样的市场经济自然运行成本高昂。而造成这样高昂的经济运行成本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来自一整套市场伦理的自我约束。而凡是缺乏自我约束,完全靠外部高压来运转的市场经济,必定是世界上最贵的市场经济。
由于近代以来的破坏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如今的中国既缺乏法律,又缺乏宗教,是个典型的无法无天的国家。中国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当然更不信天堂。古代的中国人还信孔子,还懂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经文化大革命洗礼后的中国人就连这一点可怜的伦理也不再相信了。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