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皇权和相权,究竟谁强谁弱?这个命题未必确切,解答者却大有人在。至于答案,不外两种:皇权加强,相权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削弱。[1]两种答案各有其可取之处,但对其基本论点,本人均不敢苟同。照我看来,与前代相比,宋代的皇权和相权都有所加强。这并非故作新奇之论,早在南宋时便有此一说。如林駉认为宋代的情况是:“君上有大权,朝廷有公论”;[2]黄履翁肯定宋代“宰相之任重”,同时又断言“人主之权重”。[3]皇权和相权,此强彼亦强,岂不自相矛盾?其史实依据又何在?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皇权相权相互依存
宋代皇权强相权弱、相权强皇权弱两种说法截然相反,可是其出发点却惊人的一致,都立足于皇权与相权绝对对立,只能此强彼弱。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一句俗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把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称为“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4]人们不禁要问:皇权与相权到底是什么关系?难道就不能此弱彼亦弱或此强彼亦强吗?
从道理上说,皇权与相权只能此强彼弱,便很难讲通。毋庸置疑,“宰相之任,所职甚重。”[5]他们的职责是“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宰相虽然“执大政”,但无非是“佐天子”。皇帝离不开宰相,原因在于“万几之烦,不可遍览”,只能“设官分职,委任责成。”[6]皇帝和宰相尽管有主从之分,但毕竟相互依存,以致君相一体之说在封建时代颇为流行,封建士大夫总是把君相关系比喻为元首与股肱。
很清楚,皇帝拥有最高统治权,宰相仅有最高行政权,皇权和相权不是两种平行的权力,相权从属并服务于皇权,两者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互依存。虽然不可能无矛盾,但从总体上说应当是一致的。难怪照不少封建士大夫看来,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模式应当是在君主专制的前提下,皇权与相权都强。如南宋人黄履翁在《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2《君权》中,阐述皇帝“揽权不必亲细务”时说:“以天下之责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台谏,以天下之论付士夫,则人主之权重矣。……人主之所谓总权者,岂必屑屑然亲事务之细哉?”在他们看来,皇权与相权都强,不仅完全可能,而且理当如此。士大夫理想的政治格局无非是:“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7]
就史实来说,中国封建时代皇权与相权的变化大致可分为同向消长与逆向消长两种形态。此强彼弱即逆向消长不仅并非唯一形态,并且不是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形态,而是其变态。
逆向消长又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如汉武帝后期。当时,“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丞相空有其名,“无能有所匡言”。[8]其原因在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信任由其亲属和亲信组成的名叫尚书的内朝,并用内朝分割以宰相为首的外朝的权力。这不应视为常态,除了与君相一体的原则不符而外,还有三个缘故:第一,汉武帝末年,决策失误明显增多;第二,汉武帝死后,随着皇帝个人对国家政权控制能力的降低,皇权旁落于外戚之手;第三,更重要的是这只不过是中央最高行政权力转换的过渡阶段,尚书台到东汉初年便正式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另一种状况是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如东汉末年。这显然属变态。一是由于当时相权已由“佐天子”蜕变为“挟天子”,丞相曹操大权在握,汉献帝傀儡而已;二是因为后来到曹操的儿子曹丕时,便取汉献帝而代之。可见,相权强皇权
弱往往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前奏。
同向消长亦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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