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在联金灭辽政策中的失误研究
一、联金灭辽政策的成因
北宋与辽的矛盾渊源长久,中心问题就是所谓的“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夺取后唐政权,竟以卑词向契丹皇帝称臣、称子,割让燕云十六州,恳求契丹出兵帮他登上帝位[1]。石敬瑭如愿当上了“儿皇帝”,然而,中原王朝却由于幽云易手,整个华北平原门户洞开,无险可凭,时时刻刻直面来自北方的威胁,寝食难安。为了消除后患,相继统治中原的后汉、后周、北宋等政权,无不把收复燕云作为重建北大门的军国要务。
北宋在太宗时期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北伐。979年,太宗皇帝消灭北汉,乘胜围攻燕京,不料却因轻敌而至溃败,不仅损伤兵士器械不可胜计,太宗自己也中箭乘驴车狼狈逃回,而后太宗竟因此箭伤而崩,成为宋人没齿难忘的深仇奇耻。连续的溃败在宋人心中留下了阴影,此后北宋“畏辽如虎”,开始对辽采取守势。然而宋人的守势却招致了辽兵更为猛烈地进攻。1004年,辽承天太后萧绰(燕燕)与辽圣宗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3],一路攻城略地,直逼开封。若非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宋真宗亲征以砥砺士气,北宋几于步晋人南渡之后尘。但是,真宗亲征后带来的良好局面却以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而结尾,使得自视甚高的北宋士大夫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澶渊之盟虽然签订,但来自北方的威胁并未消失。辽国一面鼓动宁夏、甘肃等地的党项人叛宋独立,建立西夏,一面又借北宋腹背受敌之机索要被后周世宗收复的关南地区(莫州、瀛洲、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4]。宋人敢怒不敢言,只得岁增银、帛与契丹,以求苟安。这一点使宋朝君臣颇感羞耻,神宗皇帝曾说:“契丹乃不共戴天之仇人,今反捐纳金帛数十万事之,为人子孙者当如是乎!”[5]说话间泪流满面。
但是,对辽不满归不满,北宋却无力独自与辽为敌。徽宗时期的知枢密院事邓洵武劝说徽宗放弃图燕之议时说:“国初兵精将良,百战百胜,征伐四克,而独于燕云,乃至挫狃。况今兵将与燕!”[6]因此,幽燕之地的重要性,辽国与北宋长久以来的矛盾,北宋君臣在宋辽关系方面的羞耻之心,使得北宋必欲灭辽而后快。而自身实力的不济,又让联金灭辽政策的提出成为必然。
二、北宋在联金灭辽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误
既然联金灭辽政策的提出属于势在必行,它又为何成为了北宋灭亡的催命符呢?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政策的执行。联金灭辽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五大失误。
(一)用人不当
政策的主要策划者是蔡京和童贯,而主要执行者是童贯。这两个人都是“六贼”之一。史载蔡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2]专以曲阿徽宗为能事。他在政治上是个投机分子,王安石变法失败,他倒向旧党一边,哲宗绍述,新党重又得势,他又倒向新党。徽宗时期为江南人民所叫苦不迭的花石纲,也是蔡京怂恿皇帝下诏征集的。他还破坏宋初以来的成宪,擢宦官童贯为节度使,使得徽宗朝宦官势力大增,吏治大坏。再看童贯,童贯本是给事宫掖的宦官,生性巧媚,善于揣摩人主微意,因此深受徽宗宠爱,破例授节度使。政和元年(1111年)九月,童贯出使辽国,到了辽都,只知夸奇斗异,豪饮买醉,并因言语粗俗,颇为辽人所耻笑。
(二)反复无常
1119年正月,徽宗再三考虑之后,决定遣朝议大夫赵有开等使金。三月,间谍奏报契丹与金修好,徽宗君臣立即命使团留登州勿行。1120年二月,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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