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洲文化的行者.doc

绿洲文化的行者.doc绿洲文化的行者

去年此际,周吉兄悴然而逝的噩耗传来时,我曾慨然长叹:他的走,在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留下一个无可取代的位置;新疆的民族音乐研究则少了一位优秀的学术带头人。
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滥觞于1930年代前后中央研究院凌纯声先生等在考察黑龙江赫哲族、湘西苗族历史文化时对当地民间歌唱的部分记录;初步展开于1950―1960年代的诸少数民族音乐普查活动。1980年代以来,随着“民间音乐集成”编撰工程的全面启动及音乐学研究的深入推进,这个领域才进入了它的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新阶段。与这一历史相伴随的,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队伍的由少而多、由弱而强,并逐步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阵势。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汉族学者参与其中,为这一领域的开拓、深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我们注意到,绝大多数汉族学者采取的是短期考察方式(最长的有大半年,一般是两三个月或更短),一些曾经较长久地生活于某个民族地区的学者,后来也由于某种原因相继离开。真正像周吉兄一去近半个世纪,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学于斯、研于斯、扎根安家于斯者,为数寥寥矣!
周吉兄自18岁入居新疆始,即以推展新疆各民族音乐文化新局面为己任。前二十年的专业领域主要在演奏、创作和指挥。在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感性体验以后,才以更浓烈的兴趣、更执著的精神、更坚毅的勇气,在戈壁
――绿洲间探索新疆各民族音乐的奥秘。“80”后活跃于音乐学术界如我辈者,多数只敢精专一门而无余力顾及其他,但周吉兄却同时在演奏、创作、研究三个领域皆有建树,他的民族管弦乐曲《龟兹古韵》,他的《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可谓维吾尔族音乐创作和研究的双珠。如此“双栖”“三栖”的当代音乐家,又能有几位?
在新疆音乐研究领域,自1980年代初开始,周吉兄曾先后参与主持《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器乐集成》、《中国民间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刀郎木卡姆的生态与形态研究》等十余个重大项目,新世纪以来又全力投入维吾尔族木卡姆的申报与保护,并最终使它入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公正地说,这20多年是新疆音乐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资源、相对稳定社会人文环境和努力奋进的学者队伍三种因素相互依存、相互激励所构成的良性局面。这一良性局面的形成自然要借助很多条件,但在学者队伍的组织、协调、提升方面,周吉兄是立了大功的,而在引领同行的进步中,他也卓然成家,成为汉族同行中成就很高的少数民族音乐学家,更是音乐学界无人可比的维吾尔族音乐专家。所以,将新疆民族音乐学术带头人的荣誉给他,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依我个人与周吉兄20多年间断断续续的接触交往,我认为有两点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为人、为学、为“官”的难得之处。
其一,作为音乐学家,为了发现、探清新疆各民族音乐的蕴藏,当然也是为了完成自己承接的各种研究项目,他在20余年间走遍了新疆的东西南北。古人讲:
“行万里路”。周吉兄在新疆之“行”又何止万里,恐怕是几十万里!而在几十万里的行进中,他观看过多少个民间歌舞表演场面?接触过多少个各民族民间音乐传人?听过多少种各民族的音乐?有过多少个民间音乐朋友?……如果有哪位有心人作一番统计,恐怕会得到一些非常有意味的数字。西方民族音乐学家反复强调的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