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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论文]东晋玄言诗与佛偈
;玄言诗着重表现玄理,题材偏狭专门,但并非绝不旁及其它方面的内容。它们时而兼包某些自然景物描摹,于中宣泄诗人的遗世情思,因此被个别研究者认为是山水田园诗发生、形成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逻辑环节”[1]。倘论及其基本特征,则总是以述说形而上的玄虚哲理为其主要职志,“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2],“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3],从本质上看,玄言诗是属于谈论至道本体的哲学诗,“直接论道而不藉助于象征手段”[4]。它们将理旨的推演置于首要地位,黜落寻常、直观的形象绘写,因其语意晦涩,令人不堪卒读。这种屡为后人诟病的诗风,大兴于东晋玄学清谈的高潮当中,上踵南渡初际游仙诗的尾闾,下启义熙以还山水诗之端绪,自东晋成帝咸康年间起,前后约风靡了六、七十年左右。此中牵涉到的作家,包括王、谢、桓、庾、许、孙、张众多名门胜流,兼有不少僧徒介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则是许询、孙绰和支遁。他们沆瀣一气,递相仿效,共同推演出了一个诗歌崇尚玄理、举陈要妙的局面。
尽管玄言诗盛行时间不长,旋即淹没在山水诗推逐竞涌的潮头中间。它们的出现是中国诗歌长河中一段小小逆折,隐匿着水底不同方向潜流的冲碰撞击,殊难单用诗人一时的爱好来解释。这么多述理诗作到东晋中期一齐破门而出,并于数十年内成为“江左风流”形诸文字的一大标志性事物,必定有其赖以生起的各种现实依据和特定时代条件,这是无待烦言即能为人们所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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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玄言诗兴起之缘由,见诸六朝时代的史籍及文学批评著作,实不乏名家撰述为之探因立说。如刘勰《文心雕龙》之《明诗》、《时序》各篇,于兹即具多处评说,其《时序篇》曰:
自中朝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zhūn@①zhān@②,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又钟嵘《诗品序》云:
永嘉时,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5]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按:彦和、仲伟以上论述,悉皆注意两晋士人清谈在玄言诗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这一判断抓住事物产生的基本原因,业已成为该类作品探涉者的一致共识。今考魏晋间名士阐发玄学思想,其早先不外乎通过口头清谈、援笔作论及;佛教传入我国,当然是在西汉、东汉之交,至东晋已有近三百年。但在它初到中国的这个阶段里,作为一种势单力薄的外来事物,尚不能大显身手,需要依附于此方的鬼神方术,后来又充当玄学的附庸,俾为自身谋得一块生存立足之地。大致在永嘉南渡之前,它对本土固有文化还缺乏足够的影响力。东晋王朝建立在一场深重浩劫之余,离乱漂荡倍增人们空幻的厌世情绪,现实苦难触发起无数士庶皈依宗教的热情。佛教本身亦因译经渐具规模、僧伽组织越加健全和本地沙门人数激增等原因而获得很大发展,开始走上独立传播的道路,其活跃程度远非昔日的状况可比。正如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所说:
“东晋之世,佛法遂深入中华文化。”[8]这一形势变迁,广泛牵动着世人的精神生活,及于哲学理论范畴,则集中地反映在佛教般若学对东晋玄学的渗透上面。是时众多释徒从容参与清谈,文人士子倾心攀缘佛教,构成了空前热烈的文化交流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