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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文化本土化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以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两国的传播为视角
[摘要]近代以来,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先后进入了中韩社会,开始了其在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社会中的传播历程。但是,基督教在有着相似社会背景和文化类型的中韩两国的传播进程却有很大差异,较之中国,基督教在韩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究其原因,异质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主客体双方所进行的文化本土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本土化;传播;基督教;中国;韩国
引言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中国和韩国的大门,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先后进入了中韩社会,进入了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圈,开始了其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历程。就传教视角而言,基督教传入时中韩两国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当时两国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传教士的进入都有列强的强势庇护;从思想意识上讲,两个国家都深受封建儒家思想影响,都属于典型的儒家汉文化。但是,基督教在两国的传播进程却并不相同,较之中国,基督教在韩国的传播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据中国基督教“两会”统计,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有70几人,经过一个多世纪,到1949年,这个数字才增长到70多万,约600人中才有一个。而二战后,韩国基督教徒达30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成为世界上基督教徒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1]基督教在异质文明的韩国创造了一个如同基督教建教之初在拉丁世界发展的同样的奇迹。基督教在中韩两国的传播进程何以如此不同?这里面有着政治、历史、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本文试从文化角度寻求原因,拟通过对近代基督教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和发展不同状况的分析,探讨文化本土化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基督教在中国
在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的努力,早在明代随天主教入华传教时就开始了。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i ,1552-1610)。利玛窦彻底贯彻本土化的传教策略,先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进入内地后则改穿儒服,另取汉名。他对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努力,最重要的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用中文著书传道,将儒家经典融入天主教义中,引证儒学与天主教义并不相悖。利玛窦说,“他们(中国人)拥护孔夫子,所以可以对孔子著作中遗留下来的这种或那种不肯定的东西作出有利于我们的解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博得儒士们的极大的好感。”[2](P98)其二是利玛窦主张应容忍中国教友祭祖祭孔等具有争议性的行为。利玛窦对传教策略和方针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对天主教的某些教规也作了重大的变通,以适应中国。他的这套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积极展开双向对话,兼容调和的传教策略,历史上称为”利玛窦规矩”。随后入华的耶稣会士大多仍遵行着利玛窦规矩,直到”礼仪之争”,本土化进程被阻断。到了近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门户,传教士乘势而入,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势力。不仅外国传教士有的参与贩卖鸦片(以英国传教士郭实腊为例),参与策划、起草和签订不平等条约(以英国传教士玛礼逊之子玛儒翰、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卫三畏、丁韪良等为代表),享有种种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甚至中国教民也享有与传教士同样的权力,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以《中美天津条约》的“宽容条款”为例)。传教士作为来华西人的一部分,其传教热忱固然不容怀疑,但他们一方面出于维持基督教信仰正统性的考虑,另一方面,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