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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简史
方立天主编;华方田副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年7月第1版;2004年5月第2次印刷
第一篇佛法东来-两汉、三国、西晋佛教
佛教产生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两汉、三国、西晋时期,是佛教初传中国内地并在中国社会扎根发展的重要时期。
三国时期,戒律传入中国,开中土依戒律受戒之先河;朱士行西行求法,是中国沙门西行求法之第一人。
第一章 东汉佛教
第一节佛教的初传
东汉末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一度出现了比较活跃的情况,先秦诸子学说纷纷再兴,其中名法和道家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玄学处于酝酿之中。这种思想文化状况显然为佛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留下了空隙。
两汉时期社会上盛行的各种方术迷信与东汉时产生的道教等,也都为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道教最初往往将佛教引为同道,而佛教在初传之时也往往被曲解为道术的一种。
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线路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指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于阗而至莎车。北道是指从敦煌北上到伊吾(今新疆哈密),然后西行,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以上两道都在天山南侧,因而又统称天山南路。此外,还有一条天山北路,即从哈密出发沿天山北麓而行,中经乌孙、大宛,至康居。
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量已有佛教流传。至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了佛教信仰,从而辗转传进中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
佛教初传中国,应是在西汉末年的哀帝时期。目前,这一说法也为佛教界所公认。
第二节汉译佛典的产生
安世高,名清,原为安息国太子,自幼勤奋好学,通晓天文、风角、医学等方术,在西域诸时信奉佛教,经常讲经说法。
所谓“禅数”的“禅”,指禅观,即通过禅定静虑,领悟佛教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期达到身密的涅槃境界。“数”即数法,指阿毗昙。阿毗昙,也译为阿毗达磨、毗昙,因以数把教法分类,如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十八界等,故也可译为数法,此外还常译作“论”……因此,“禅数”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常说的“定慧”、“止观”。
“数息观”要求用自一至十反复数念气息初入的方法,守持意念,专心一境,从而达到禅定境界。
大乘般若学在魏晋时曾依附玄学而盛极一时,并对整个中国佛教的理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第三节东汉佛教发展的基本情况
江淮流域古代盛行黄老之学,相信方术和仙道的人很多,这种情况有利于佛教在该地区的流传。东汉初楚王刘英受封的楚国就在此处,其领地以彭城(江苏徐州)为中心,涉及淮河南北。
白马寺被后世佛门弟子尊为“祖庭”(祖师之庭院)和“释源”(佛教的发源地)。汉明帝“永平求法”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因此,白马寺的建立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
东汉明帝的异母弟刘英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信仰佛教的人。
在东汉初年佛教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的一种,受到统治阶级上层中极少数人的信奉,还未在民间广泛产生影响。
汉恒帝名刘志,是东汉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但是)恒帝对佛教的伦理并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佛教能否同黄老之术一样可以使他长生不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笮融没有把黄老与浮屠并祠,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已开始把浮屠与黄老分开。
第二章 三国、西晋佛教
三国时期,佛教以佛经翻译活动为主,大量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西晋的佛教比起前代来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佛教的主要活动仍以译经为主。
第一节曹魏佛教
昙柯迦罗所译的《僧袛戒心》在中土早已佚失,但他首创的授戒度僧制度对中
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昙柯迦罗因此被奉为律宗初祖。
朱士行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同时,他又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依律受戒成为比丘的汉人。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被誉为“中国第一僧”。
梵呗为一种以短偈形式赞唱佛、菩萨之颂歌,可有乐器伴奏。在中国,“咏经则称啭读,歌赞则号为梵呗”。
第二节东吴佛教
《六度集经》按大乘菩萨“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分为六章,通过佛前生的种种神话本生故事-菩萨本行,来说明佛教义理。其中突出的特色是,用佛教的菩萨行发挥儒家的“仁道”说,把佛教与儒家思想调和起来,会通儒、佛。
提倡般若学的支娄迦谶和支谦系统与玄学相接近,开拓了两晋以后的玄学性佛教。安世高和康僧会系统则接近以长生不老为主的道教性佛教。从他们的译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轨迹以及外来佛教与传统思想文化进一步相结合的趋势。
第三节西晋佛教
据《洛阳伽蓝记?序》载,西晋末的永嘉年间(307~312年)有四十二所佛寺。可见,西晋佛教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第二篇融汇发展-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佛教
长期的分裂战乱,民不聊生, 现实的苦难使普通群众希冀在求神拜佛中获得宽慰;南北两地的多数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