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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规范化”对文学语言的影响
在上个世纪,文学语言欧化与反欧化是我国作家曾经遭遇的一个困境,同时也是一个难以面对的选择,这是因为,一方面汉语为了提高自身的严密性、逻辑性,以及复杂性,需要学习西文,这就决定了汉语欧化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汉语与西文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引入西文,汉语的原有结构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进而在模仿西文的过程中,将会改变国人的沟通交流的习惯。语言规范化在限制当代文学语言欧化的过程中,需要我们的作家准确把握一个度,一方面在词汇、语法等方面,适当接受西文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等,这是我国融入全球竞争体系的基础和保证,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语,已经或多或少地融合了一些西文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国人难以接受的,而又必须面临的现实;另一方面当代文学语言欧化并不是全部的欧化,而是在不违反汉语习惯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性地欧化,这是因为,如果当代文学语言过度欧化,那么双方之间的信息通道将会遭到破坏,甚至对彼此之间的交际产生阻碍作用。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方言种类更是数不胜数,为了便于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国家积极推广普通话。但是,在上个世纪的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次倡导方言与反对方言的纠纷,对于这个问题,双方之间进行辩论都有各自的依据,并且双方的依据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对于倡导方言的一方来说,其提出的依据,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所有作家的第一语言都是方言,方言一方面是他们的口语,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母语,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人们都在积极倡导“言文一致”的理念,而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言文一致”,通常情况下,需要参考方言进一步发展方言文学。但是对于反对方言的一方来说,其反对的理由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由于文化传统不同,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方言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对于方言之间的差异性,美国汉学家罗杰瑞在自己的《汉语概说》中曾经说过:“对历史语言学家来说,汉语确切地说更像是一个语系,而不是某一具体的语言,在复杂程度方面,汉语方言与欧洲的罗马语系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赵元任在自己的《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中指出:“无论是从哈尔滨到昆明,还是从重庆到南京,在官话区言语的一致性比较强,可是东部、南部之间的方言就千差万别了。”面对这种情况,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果坚持用方言进行创作,那么其他方言区的读者就被拒绝了,对此,他就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中国地大物博,在对语言进行规范化的过程中,需要认真梳理文言、普通话、欧化语体之间的关系,其中,文言产生的影响最小,同时也是最容易处置。如果说欧化语体、方言能够对抗普通话,那么文言在挑战普通话的能力方面显得极为弱小,这是因为文言与现代生活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阻碍了当代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并且在“五四”时期从主流地位上被驱逐下去,因此也就无法与普通话进行抗衡,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言只能作为普通话的一个补充,根本不能对普通话的主体地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在现代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着文白混杂的现象,越接近“五四”时期,这种现象越明显,越严重。但是,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新式教育、新文学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纯洁普通话的进程,同时缓解了文白混杂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