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以自我为中心
王晓渔(同济大学副研究员)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解,即使在中国学者内部,也存在分歧。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1月),热销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在后来的岁月里淡出江湖,直至今年才重见天日。
陈恭禄重在从外交史的角度梳理近代史。观察近代中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决定性的角度。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对外交史有所理解,才能对近代中国有所研究。《中国近代史大纲》的作者蒋廷黻和《近代中国史纲》的作者郭廷以,均对外交史有所专攻,并非偶然。这两本著作均获重印,不难找到,可以对照阅读。蒋廷黻编著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亦可作为参照。
研究外交史的大忌,在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思维。如果凡事都是自己正确,对方错误,等于回到170年前的华夷大防时代,每次直接套用标准答案即可,无需再做什么研究。陈恭禄对列强之行为多有指摘,但是他远离天朝思维,而是这样表示:“外交上之事件,尤易引起争论。盖人类之普遍心理,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此种畸形褊狭之心理,徒为害于国家。”这段话,不仅适用于近代史学者,国际关系学者更应深思。
由于近代去今未远,学者常常难以摆脱党派之见。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高官的蒋廷黻,在被誉为经典之作的《中国近代史大纲》里,对鸦片战争有着冷静的反思,但在最后一章对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分析却是过于爱憎分明,称前者“没有做一件于国有益,于己有光的事情”,后者提供了“光明的出路”,并专设一节“贯彻总理的遗教”——这显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并非学者之本分。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写于1930年代,他分析当时国内之问题,并不比蒋廷黻高明。他认为当时政治上之急务在于中央集权,可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无论武力统一或独裁专制。但是,他接着主张“开放政权,许民参政”。独裁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何以愿意开放政权?陈恭禄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该书出版之时,曾遭国民党审查机关删改,无法读到原稿,难以判断这段论述是否出于作者本意。(戴加平节录并推荐)
告别以自我为中心.doc 来自淘豆网m.daumloan.com转载请标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