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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竟发同路殊归
湖北省英山理工中专胡海鹰
在世界航海史上,有几次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航海壮举,一次是15世纪初中国的郑和下西洋,一次则是半个多世纪后西方航海家们开辟新航路。
当东西方航海家们率领他们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向大海竟发,冲刺“蓝色文明”的时候,他们没想到由于各自怀惴的主要目的不同,结果却大相径庭,同路殊归。之后,西方世界因此很“精彩”,而东方的世界却日益“无奈”。
同是远洋航行,为何会出现这种“同路”而“殊归”的现象呢?如果运用西方著名的“路径学说”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是航行时不同的目的和方法决定了其后来不同的归宿,也就是说,不同的目的和出发点就如同站在不同的路口,途中看似有着类似的经历,最终必将抵达不同的终点。
作为世界航海事业的先驱,郑和从1405年开始率领数万人的庞大船队,浩浩荡荡七下西洋,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历时之久,抑或是航行时间之早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但中国的航海壮举却是“随郑君之没以俱逝”,“郑和之后,竟无第二郑和”①。航海壮举悄然结束。但不同于郑和的是,半个多世纪后的欧洲航海家们虽然几经坎坷,却是前赴后继、野心勃勃地征服大海,征服世界来了。其海上冒险寻找黄金的狂热来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这一动力推动下,探索出了新航路,为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也加强了世界各地联系。“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②。
中国的远洋航行为何没能像西方那样带来繁荣而走向了一条暗然的路口呢?这主要归咎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史书记载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③
首先,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初衷,包含着寻找建文帝下落的动机。他从其侄子建文帝手中篡夺帝位,遭到一些饱受正统教育的建文帝支持者的反对。为了巩固地位,朱棣在国内严厉镇压反对派,并把武力延及国外,以肃清建文帝殊余势力。
其次,便是“宣德化而柔远人。”长期以来,中国总是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周边各国为藩属。朱棣本是一代雄主,好大喜功,开疆拓土的心愿尤为强烈,极力追求“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世。显然,郑和出使西洋,加强了与海外诸国的经济文化联系的同时,又宣扬了国威,示中国富强,各国的贡使络绎不绝,朱棣不禁有些飘飘然,于是郑和第四次之后的远航纯粹是欲仗恃中国富强怀柔远方,郑和也始终抱定“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宗旨,所以当时海外贸易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不考虑经济效益。即清代史家所谓的“以重利诱诸番”。为了达到朝贡贸易的目的,对前来朝贡进献方物的西洋诸国往往赏给远远高于其本身价的各种“回赐”,随行前来的商人各处贸易一律实行免税政策,极尽政治笼络之能事,陶醉于徒有其名的宗藩关系中沾沾自喜,这便违背了经济规律,这些不计经济效益的政治行为断送了远洋航行的前程,成本巨大,却无利可图,即便是“天朝上国”也难免会有“国力衰退”之时。最后,随着国力不继,其政治野心也显得力不从心,航海壮举就此夭折。
第三,郑和下西洋还有一个目的是为满足统治阶级对异域珍宝的需求。郑和的船队带去中国丝绸、瓷器、茶叶这些传统产品,运回国内的却是大量供皇室享用的珠宝、香料、药材等奢侈品。当时“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外国取宝”劳民伤财,颇遭非议。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