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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安提戈涅、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我关注的是法律的遵守问题。
就权衡尺度言,判断人们行为的是非善恶,除有法律标准外,还有法律之外的标准,如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以及普遍正义等。之所以有此两个标准,乃在于这些标准之间时常存在着冲突或不一致。具体而言,在西方,自古希腊始,法律自身即受着法律之外的标准的审视,法律既是人们行为的准绳,又是接受判断的客体。此即西方从古到今一以贯之的自然法传统。这一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态度。从古希腊的安提戈涅、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三个人物身上,我们正可以看到人们在守法上的三种鲜明路向。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同名剧中的主角,她是一个戏剧人物。该剧本讲的是,安提戈涅的哥哥波吕涅克斯为了夺回王位,借助外邦军队攻打自己的祖国,最后裹尸疆场。其舅父克瑞翁当上国王后,为了惩罚波吕涅克斯反叛祖国,命令将波吕涅克斯暴尸荒野,任有鸟兽吞食,不许任何人埋葬他。而在古希腊,埋葬死者并为之举行葬礼是人们的神圣义务,人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埋葬其亲人,这是神的命令。如此就出现了国法与神谕、国家法律与宗教伦理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安提戈涅正是这一冲突的当事者,她面临着或此或彼的选择。在这两种“伦理力量”的冲突中,安提戈涅最终选择了“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她由此受到了克瑞翁的惩罚,自杀身亡。可以说,她是捍卫神律的希腊英雄,也是勇敢的违法者。
安提戈涅所以能成为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人物,或许恰在于其行为与古希腊人的鲜明对照。其实,在古希腊,事情常常由法律断定,人们重视法律,也很守法。在这些人中间,苏格拉底是一个极端例子。
与安提戈涅不同,苏格拉底是一个以身殉法的典型。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遇到安提戈涅所面临的冲突,而只能说,他作了与安提戈涅相反的选择。公元前三百九十九年,苏格拉底被三名雅典公民推上被告席,公诉的罪名有两个:不敬神明,败坏青年。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作了申辩,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受到控诉,是因为他像“牛虻”一样,得罪了太多的人,得罪了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得罪了民主派,也得罪了寡头。他想说服雅典人,证明自己无罪。但在表决时,陪审团还是以三十票之差判他有罪。在讨论刑罚时,又由于苏格拉底没有厚颜无耻地“哭泣哀号”、“奴颜婢膝”,甚至嘲讽陪审团,他被判处死刑。在牢狱中,他的朋友克里托建议他逃走,遭到了他的拒绝。因为,苏格拉底始终自信:他站在正义一边。他说:
“不论在战场上,在法庭上,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你都必须服从你母邦和国家的命令,或者遵循普遍的正义劝阻这一命令。”(柏拉图《克里托》篇)。就这样,苏格拉底在用普遍正义劝说雅典人失败后,毅然遵守法律,选择死亡。正因为此,有人把他称为“绝对守法论”者,也有人说他开了“恶法亦法”的先河。应当说,他是捍卫法律的希腊圣贤,也是希腊法律的牺牲品。
如果说,安提戈涅通过舍国法、取神律消解了她所面临的冲突,那么,苏格拉底的选择则似乎并没有破除国家法律与普遍正义之间的矛盾。因为他既坚信希腊法律杀害了一个对城邦非常有用而且不可代替的圣人,又遵守法律。他让人想到古中国的苦谏大臣,他们有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即不惜抛弃乌纱、磕破头额地死谏君主,殊不知,如此行径虽彪炳了自己的品格,在另一方面却衬托出拒谏皇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