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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中国文化隐秘的书写者
2012年10月16日08:32 来源:人民日报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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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文字,击碎了萎缩与暧昧之维,令人想起汉唐诗文里“如决大川,如奔骐骥”的气象。他于血色与悲剧里,唤回了消失的尊严与梦想,他的厚重感所昭示的哲学,让人读出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隐秘。
莫言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就被孙犁发现了。孙犁从其文字里,感到了有趣的东西,便说了一些好话。我猜想那是作家之间的特殊感受,在基本的情调上,他们确有相通的地方,或者说,在精神气质上,他们重叠的部分也是有的。
但莫言没有走孙犁那样的路,虽然写了乡土里迷人的存在,却把视野放在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与同代人的文学有别了。这里,有鲁迅的一丝影子,西洋现代主义的因素也内化其间,由此得以摆脱了旧影的纠缠。他对历史的记忆的梳理,有杂色的因素,从故土经验里升腾出另类的意象。不再仅仅是乡土的静静的裸露,而是将那奇气汇入上苍,有了天地之气的缭绕。先前的乡下生活的作品是单一的调子居多,除了田园气便是寂寞的苦气,多声部的大地的作品尚未出现。自莫言走来,才有了轰鸣与绚烂的画面感和交响的流动。这些在民国的文学也有,但还是零星点点的存在。莫言的规模和气象,已超过了民国许多作家,可以说是自成一路的摸索者。
他的选择,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亮点,既保留了左翼传统的因素,也颠覆了旧的模式。以布衣之躯,写天下众生,不是布道,不是为百姓写作,而是作为百姓的写作,于是就沉浸在泥土的深处,大地的精魂与地狱的苦难,都在其作品里以雄放的姿色出现了。
若是回想30年间的文学,莫言的探索有意味深长的所在。“文革”后的文学一方面是回归五四,一方面是向西方学习。莫言是二者兼得,择其所长而用之。最初的时候,许多批评家对其并不认可。如今读当年那些小说评论,当看出批评界的滞后。小说家的思维是没有固定的模式的。莫言很早就意识到流行的文学理念的问题,文学本来可以有另类的表达。他早期的小说就显示了一种从单一性进入复杂性的特点。《白狗秋千架》、《大风》、《断手》、《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等作品于混浊、零乱里依然有素朴的美。那种对人性的珍贵的元素的点化,在维度上已与传统的乡土小说有别了。他最初的语言很质朴,是带着七彩的光泽的。后来发生变化,节奏也快了。意象的密度也越来越大,雄浑的场景和无边的幽怨,在文字间荡来荡去。这使他一度缺少了节制,作品的暗影有些漫溢。他对恶的存在的描述,显得耐心和从容,以致让一些读者无法忍受。不过,恰是这种对审美禁区的突围,一个辽阔的世界在他笔下诞生了。《丰乳肥臀》、《檀香刑》,就有诸多的醉笔,不羁之情的放逐里是回音的流转,乡间的逍遥的史笔,催生了一部快意的交响。这个特点在近年的《生死疲劳》里依然能够看到,一个亲近泥土而又远离泥土的莫言,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审美的快意。
我以为莫言的出人意料的笔触,是把时空浓缩在一个小的范围里。中国社会本来一盘散沙,村民是分散居住者多。莫言把战争、革命、城乡都置于一个调色板里,浓缩了几代人的感受,差异性与对立性浑然于一体。这达到了一种多维文化记忆的效果。略萨写秘鲁的生活,就是各类文化符号的组合。马尔克斯笔下的哥伦比亚,其实存在着多种语言文化的汇聚之所,零乱的如梦一般,神语与人语在一个空间。拉丁美洲的文化是混血的,于是有奇异的存在出来。那些混杂着宿命与企盼之火的村落、小镇,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