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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军事著作
《管子》一书托名管仲所作。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编订时定为86篇,今存76篇。
 
    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早年经商,公元前685年为齐卿,辅佐桓公,在经济、政治方面有很多革新,齐国因之富强,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
 
    《管子》一书的军事思想十分丰富,它全面地反映了齐国法家学派对战争理论问题的理性认识。在战争观、治军理论、国防建设思想作战指导思想上,均有精辟的论述。
 
    一是战争观上强调战争的重要作用,肯定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参患》)反对无条件的偃兵息武,指出兵不可废置。同时,也主张“慎战”,反对轻易发动战争。认为战争是本身充满危险的事情,“兵事者,危事也。”
 
    二是在治军上把军队建设与修明政治、发展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互相配合,共同促进。“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治国》)把严明赏罚作为治军的中心环节。“赏罚不信,五年而破。”(《八观》)“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兵法》)主张加强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定选士,胜。”(《幼官》)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把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看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明确主张,
“”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参患》)强调要在武器装备方面胜过敌人,做到“器无敌”。重视对将帅的培养和使用,认为国家的安危往往取决于将相大臣,所以必须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罗致,“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七法》)
 
    三是作战指导方面主张把握时机,利用形势,精于筹算,争取主动。“为兵之数……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七法》)所谓“明于机数”,就是指对战机的把握和对情况的筹算。主张知彼知己,明察敌情,了解全局。“为兵之数……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七法》)“遍知天下”,不单是指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还包括对所有相关国家的态度、力量、可能采取的行动等情况的全面了解。主张用兵行动诡秘,变化无方,灵活自如,因敌制胜。高度推崇“无方,胜之机。”(《幼官》)“无方”即用兵打仗无固定的模式,“机”即关键之点。主张用兵进敌强点,乘隙蹈虚。“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易。”
二、 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长期以业一直存在着争议。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老子》一书是春秋末期大思想家老聃学说的实录和发挥,其书奠基于春秋末年,而基本定型于战国初年。此外,也有主张老子是战国时代人者,甚至有成书于秦汉之际的说法。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于历史的实际。
 
    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生活的时代略早于孔子。曾在周朝做过管理图书的史官,后因不满于当时动荡变革的社会现实而悄然退隐,不知所终。
 
    《老子》,又名《道德经》,是道家的主要经典著作之一。分上篇《道经》和下篇《德经》两个部分,共八十章,约五千字左右。从根本上说,《老子》是一部哲学著作,主要研究社会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但也有相当篇幅的论兵内容。特别是该书多从考察历史和战争的角度来揭示其哲学命题,故所论往往对军事领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唐人王真在所著《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中曾说,《老子》五千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
 
    《老子》的军事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兵者凶器”的战争观。早期道家通过对历史上兴亡更替的深刻考察,充分认识到战争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进而在一般的意义上对战争持反对态度,这在《老子》一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老子》主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与其清静无为的政治立场是相一致的。
 
    二是守柔贵雌、以柔克刚的战略思想。《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即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而在矛盾的统一体中,柔弱虚静的一方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制约着刚强动躁的一方,因而主张贵柔守雌,以退为进。这一“柔弱胜刚强”的刚柔论思想体系客观上为弱小的新生的力量战强大而腐朽之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传统战略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六韬》,旧题周吕望作。
 
吕望,又称吕尚,字子牙,原姓姜,周人称之为师尚父或太公望,为周初军事家、谋略家。青年时曾在商都朝歌为吏,后投奔西周,得文王姬昌的赏识。他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为姬昌提出了逐步翦商增强自己实力,先求改变力量对比、然后伺机进行决战的谋略方案。经过姬昌施行,终于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为灭商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文王死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