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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小米实例
诺基亚中国裁员90%,原本收入丰厚、工作轻松的外资白领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小米公司员工发微博嘲讽去小米求职的原诺基亚员工,声称小米没有诺基亚那样“外企待遇,薪水高假期多工作少,基本不用干活儿”的好职位。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之子王思聪转发了这条微博,并炮轰小米:“小米抄袭都能抄出优越感?靠饥饿营销和假数据来骗脑残,你们除了抄和炒还会什么?”
小米一贯以低价发烧著称,其第三代产品小米3,硬件性能优秀,价格相对便宜,各种人性化的、中国化的操控也非常方便,不但好于原生的安卓,有些地方可以说胜过了苹果与三星。与此同时,小米也被指抄袭苹果,搞饥饿营销。
其实,小米不过是中国IT行业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离政府最远、离权力最远的行业。这个行业因辛劳、智慧、创新,以及残酷而激烈的竞争而蓬勃发展。毋庸讳言,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激烈竞争中野蛮生长起来的企业,往往也有残酷的一面,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床垫文化、狼性竞争流行。
另一方面,即便诺基亚中国存在员工涣散等问题,诺基亚的失败也并不是因为员工工作轻松,而是其高层在智能手机的大潮中判断失误,而小米成功的原因,也不是员工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而是“站在风口上,猪也会飞起来”。
手机、甚至IT行业发展到今天,现代的知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发展到今天,员工的高强度、长时间工作这样的血汗状态,已经不是企业创新、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别忘记了,同样以宽松著称的谷歌、微软仍然是世界一流企业。实际上,员工的高强度、长时间工作更多的与企业的成本息息相关。
公允地说,这种状态甚至已经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国情之下,职场的普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无论如何,即使从人性最基本的趋利避害本能而言,也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状态,但是,我们却看到,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的小米员工反而引以为豪,并以此去嘲笑另一个企业的员工。
或许,一个可能的辩解是,小米员工具有更强的主人翁意识。不过,这个辩解却是无力的。衡量员工的主人翁地位,最公允的来源或许应该是股权。以狼性竞争、床垫文化闻名的华为,有一个神秘的厚达数厘米的册子,册子记录着约80000名持股员工的个人信息,根据一项“员工股票期权计划”,华为员工持有公司约99%的股份。与此同时,根据2016年金山软件[-%]向港交所披露的一份文件显示,董事长雷军持有小米已发行股本的30%以上,而这一比例,在中国互联网企业中,也算是比较高的。当然,股权的结构并没有高尚与卑劣之分,每一个企业的股权都有其道理,不过,股权结构却与企业内部利润分配状态息息相关,某些情况下,是员工对于企业重要性的真正指标。
所以,如果发出这样的嘲讽的只是一个仅具雇用关系的普通员工,那么,他不过是误以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进而为自己“活比别人多,钱比别人少”的状态而自豪。
这也许违背常识,但并不奇怪。
1973年,在斯德哥尔摩,两名罪犯挟持四位银行职员与警方僵持了6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虽然威胁人质的生命,但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被解救之后,四名人质不但拒绝指控绑匪,还为他们筹措辩护资金,甚至,一名女职员还爱上劫匪,并与其订婚。社会学家认为,正是在短短的6天之内形成的这个小团体,使人质与绑匪产生了共命运的错觉,并将这种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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