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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
目录
美术革命及中国画改良论
近代初期国粹派新论
国画现代化与西画中国化的争鸣
近代美术史论成就
近代美术革命
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变革,都是在西方文化介入下发生的,美术变革也不例外。但是“在西方文化汹涌而来之前或与其同时,在中国文化内部,就已经生长着新的,力图使思想、学问面向实际生活,解决实际问题的因素。正是这一因素与西方文化大潮的冲击,共同构成中国文人思考各种问题的前提”。虽然中国美术以及中国画发展的问题,是19世纪末开始的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大问题的小局部,但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是遵循这种前提的。外来影响与自身变革并行不悖,两者交叉推进、内外合力作用于晚清与民初美术的渐变,而这实际上已经成为“美术革命”思潮的准备,并为20世纪中国美术乃至中国画的大幅度变革提供了基础。
(一)传统绘画自足体系中的渐变
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北有草原,南有高山,东临大海,西接沙漠),且“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在长期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相并存的文化结构中,一般处于先进地位,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意识”, 近千年来,传统绘画在比较自闭完满自足的独成系统中发展、完善、重复、变化,生活节奏的迟缓,与世隔绝的宁静,又使它有充分的时间来探索完善以达到完美。直至清朝,传统绘画的这种延续摹仿与发展变化并存的特点依然存在:讲究“南宗”风范、崇尚师承的“四王吴恽”成为画坛正宗,至晚清,摹仿者每况愈下,画风日益柔靡,成为躁动的革新派不满并进行改革的对象;与此同时,一批个性强烈、不拘宗派、多以卖画为生的画家如“四僧”、新安诸家、扬州八怪、海派等,形成了相对强调生命感受和自由表现的非正统传统,这不失为中国美术以及中国画从自身寻求的一种变革。其中影响较大的变革是,晚清画坛海派的繁兴以及海派中金石派的跃出,画家融会北魏书风和金石趣味于画学,开创金石派之新风。而“康有为继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著《广艺舟双楫》,继续倡导碑学,深刻影响近代书坛画界”。
(二)画家身份与生存方式的变化
明清以来,画家越来越集中于大城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趋势得到了强化,“清王朝和整个帝制的衰落灭亡,使依附于皇室贵胄的画家转靠社会职业或卖画维生;战争、动乱和谋生需求,令一些过着隐居生活或偏远地区的画家进入大城市。画家迅速市民化、职业化和更广泛地商业化。” 而“画家的城市化,使绘画与社会政治有了更密切的关系,画家彼此了解、互相影响的机会多了,水墨画作品的山林之意有所淡化,政治倾向或商业气息变浓;与此同时,伪作和品格低下之作也有了更多泛滥的可能。” 这种 “伪作和品格低下之作” 日后成为了美术革命的对象,如上述美学家吕澂在《美术革命》中就对此提出了批评。
(三)从“经世致用”到“师夷制夷”
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不断渗入,西方思想文化也随之涌入中国。不少爱国志士哀叹国衰势弱,对现实感到痛心疾首,产生了“非惟兴中土之学术思想,不足以自强” 的愿望。与此相应,“晚清学术思想领域的一大变化,是今文经学的兴起,经世致用思想取代考据义理之学,跃升为儒学的主流。”于是各种具有实际社会意义的专门知识成为儒学经典的补充,文人所了解和关心的领域也前所未有地扩展了;“经世致用”本是儒家思想的传统,但晚清的“经世致用”思想却突破了这一传统,“由个人的修养向集体成就,由道德、行政上的改良向制度、文化的变革发展。” 自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期,晚清文人由此出发,从枪炮战舰到思想文化对传统作全面检讨,弃旧图新、“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主张,由自然科学、政治体制扩展到了思想文化及教育制度。
(四)新式美术教育的出现
从清末的“洋务派”到“维新派”,都相对重视西方模式的学校,于是,兼授中西两科的新式学堂在各地兴起。在西方美术的刺激下,新式美术学校(系科)逐渐建立,而它建立后又成了西方美术的中心,并对传统美术的传授方式、学习内容、生员来历及去向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1898年,一些城市的新式学堂仿照日本教育,开设图画手工课。1902年,清廷准予高等小学堂和中等学堂开设图画、习字课。1906年,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创立于1902年)图画手工科正式招生,掀开了现代美术乃至中国画教育的序幕;辛亥革命后,各地相继出现了私立和公立美术学校 。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大约包括素描、油画、雕塑、工艺美术、水粉画、水彩画和中国画(又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加上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和美术理论,其主要方面已不是民族的和传统的,而是西方的、外来的,其教育制度与方式方法,亦基本采自日本或西方 。
(五)心理转变
“近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入,经历了‘夷务’→‘洋务’→‘西学’→‘新学’几种称呼不同的阶段。从贬义性的‘夷’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