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1932年于中国上海发生,是日本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支援配合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而自导自演引发的冲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932年1月28日夜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随即起而应战。
中国方面,1932年1月29日蒋介石复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同日蒋制定对日应对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这是国民政府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的应对总方针。1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表示绝不屈服。2月1日,蒋介石命令中国空军参战。2月4日,军委会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同时令川、湘、赣、黔、鄂、陕、豫各省出兵做总预备队。2月8日,蒋介石批示何应钦调炮兵一个营增援十九路军。2月14日,蒋介石命令将第88、87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编为第五军,任命张治中为军长调归十九路军指挥参战。为补充十九路军伤亡减员,蒋介石还先后命令自上官云相、梁冠英、刘峙等处,运徒手兵2000名以补充十九路军,并为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补充大批武器弹药。此后蒋介石先后调动国军卫立煌第14军(辖第10师、第83师两师)、第1师、第9师、第47师及陈诚第18军(当时下辖第11师、第14师、第52师共三个师)、独立第36旅等部队支援上海十九路军(但因交通和赣州战役等原因,以上数个师大都未能在停战前抵达上海附近的指定地点参战)。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并肩作战,取得了诸如庙行大捷等胜利,给予日军一定打击。但3月1日,日军援军在我军防备薄弱的浏河一带登陆,形势逆转,我军被迫撤退到第二线防守。3月3日,日军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宣布停战。
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吸取九一八事变期间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专依国联的教训,在“一面积极抵抗”之际,也“一面交涉”,与日本进行谈判。国民政府认为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极端困难,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希望在“不丧失国权”的情况下以最小代价达成停战。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但中国保留行政权和警察权);日本军队撤退到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即恢复1932年1月28日事变之前的状态。
两国参战军队: (连海军共近10万人),中国陆军5万人。
停战谈判期间(1932年4月29日),韩国人反日志士尹奉吉混入庆祝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长节暨日军胜利庆典,向主宾席投掷炸弹,结果白川义则被炸死。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人以事变期间红军发动赣州战役等为借口,正式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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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洲国的筹建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蓄谋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一段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挑衅,悍然发动了对东北军沈阳北大营的进攻。事变爆发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而南京国民政府鉴于国家军阀割据、国力孱弱,又为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的“不扩大”声明所迷惑,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国民政府虽有助防、抵抗的意愿,但限于客观情况,事实上还是过于依赖国联和寻找外
援,激起国民的不满,各地纷纷爆发激烈的反日游行,抵制日货,甚至发生了赴京学生殴击国民政府高官的行为。随着日军进一步扩展其军事行动,蒋介石被迫于1931年12月下野,国民党粤系的孙科继任行政院长,但却软弱无力无法应对时局。日军进逼锦州时,孙科南京政府再三命令张学良抵抗,张却于1931年1月公然抗命不战而退,日军占领几乎全部东北。日本碍于国际影响,不敢直接占领中国东北,于1931年11月将前清废帝溥仪接到东北,企图建立伪“满洲国”来掩盖其侵略事实。但当时国际上对日本的压力很大,国联已于1931年12月决定派李顿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日本为了转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注意力和舆论,意图在其他能引起关注的地方挑起新的冲突以掩护伪满洲国的建立。
日本海陆军争功和在上海的挑衅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配合其东北行动,从1931年底起,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中国内地和沿海城市制造一系列事件,以制造混乱、寻找新的侵略借口和转移视线。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长期存在着所谓的“陆海军之争”,一直延续到二战日本战败。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在东北建立了“功勋”,获得了大批经费和日本国民的“尊敬”,引起了海军的妒忌,日本海军急欲“争功”。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是首都南京的门户,也是南京政府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地,同时还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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