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1+N个文件不如1个判例
国企改革与其绞尽脑汁写“1+N”方案,还不如拿出1家或N家企业树样板、立判例,让整个社会包括地方政府都知道中央的具体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国企改革大潮。2014年,中央多部委分工制定国企改革总体方案。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本地的国企改革方案,但至今基本没有实际动作。地方与各界均在等待中央颁布顶层设计方案,即所谓“1+N”方案。 翘首等待中央的“1+N”方案,可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上有一种回避改革的氛围,其正在取代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一度形成的积极改革的氛围。这种回避改革的氛围,应引起各界足够的重视。
判例的力量大于文件
究其原因,中国的国有企业按照管理层次分为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地方国企的改革方案。从道理上讲,地方可以拿自己的国有企业按照自己出台的指导意见去改,不一定等中央的方案。但是一年多过去了,地方国企改革的动作并不大,都在等中央出台国企改革的方案。
大家这种等待就是推脱。现在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很多人都是“不干事,别惹事”。必须等中央下了改革命令,而且不能只是一个大方向,必须非常具体、非常清晰,改什么,怎么改,哪些不能改,口头的还不行,一定要有文件,然后下面才会去执行。
2015年1月底召开的第九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提到,需要中央先定调子、划底线的,要按照统一部署及时给地方交底;需要地方先探路子、创造经验的,中央要及时给予授权;要有效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可见中央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至于中央层面的“1+N”方案,各界应以平常心看待,否则出来后反而可能会失望,因为方案内容可能还是四平八稳的。
在中国判例的力量大于文件的力量。与其出台一个“1+N”文件,还不如树1个判例,让整个社会包括地方政府都知道中央就是要往某个方向走了。
比如:1980年代搞承包制,石家庄造纸厂、首都钢铁公司都是典型,判例一树,大家就会觉得中央推承包制是来真的,咱们也这么搞。1990年代放活中小企业,山东诸城市长陈光将200多家国有或集体企业改制,这些企业当时都严重亏损甚至资不抵债。这一事件引起很大争议,有人把陈光叫做“陈卖光”。朱镕基亲自带队去考察后,他并没有否定,这实际也是给出一个判例。
然而,现在的判例在哪儿呢?地方层面,广东2014年初就公布,格力集团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但至今没动静,结果成了一个反面判例。大家会觉得,哪怕政府公布了,还是不能轻举妄动,于是继续观望。中央层面,混合所有制改了一个中石化的销售公司,但这并不典型,别的企业难以复制;其他方面有限薪,但这是不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长期的方向,大家也不清楚。
所以,与其绞尽脑汁写“1+N”方案,还不如拿出1家或N家企业树样板、立判例。否则,出了文件以后,大家可能还会观望。
警惕改革变成争权
已经出台的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方案给社会的是什么信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当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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