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管理者都讲做人.doc

成功的管理者都讲做人.doc成功的管理者都讲做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赚钱,很多人都会。信大义,行大义,却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君子之为君子,圣人之为圣人,即在于他们较之于我们常人,更明大义
《论语》里仁第四篇第十六章: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此语翻译成白话儿就是:君子应该明白大义,小人可以只知道小利。
这句话是孔子学说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句话,很多学者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话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到了宋朝,宋儒更是将义和利尖锐地对立了起来,把国家治理中的理财,视为小人之利加以排斥。这直接导致了近五百年中国国力的没落。那么,孔子所说的义和利,其本意到底是什么呢?
国家之利是大义
孔子生活的时代,如同现在的欧洲,虽然多国林立,但国力基本差不多,各国间彼此竞争得很厉害,而竞争的不外乎是人才和财力。当时与孔子交往的,除了孔子的学生,就是各国的国君和一些高官。所以,孔子言语中所说的君子,就是特指孔子心目中品德高尚的管理者;小人,则对应一般的庶民和品德能力一般的管理者。这两者之间,没有褒贬之分,只是分工不同。孔子终其一生,就是想把自己的弟子培养成管理者,也就是君子。
当时的诸侯,多想做霸主。他们请教孔子,就是希望孔子能告诉他们如何快速实现短期利益。而这,恰恰是孔子所鄙视的。孔子更希望各国诸侯能够注重一个国家的长期利益,即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去驱使人民进行战争或剥削人民供养自己。基于此,孔子才反复强调义和利的区别。
孔子的弟子曾参在其著述《大学》中,对义利做了细致的解释。他引用鲁国著名政治家孟献子的话: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告诉大家失去财富比失去正义要好。曾参总结到: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个国君却还以为这样的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国家必然天灾人祸一起降临。这时,即使有贤能的人,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货物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
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进一步诠释了孔子对义和利的态度。《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去见当时已经内外交困的梁惠王,惠王马上迫不亟待地半调侃半认真地说:老丈不远千里而来,将使我国有所获利吗?孟子回答:大王!何必一见面就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问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问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问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其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其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车,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车,他们拥有的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就会满脑子想着如何夺得国君的地位,永远不会满足。反过来,从来没有讲仁的人,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董仲舒把这句话解释为: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意思是:身居高位的管理者应当明白大义并推行之。因为管理者拥有教化人民的责任,所以在制定社会规则和处理纠纷时,必须以大义为重。
综上,孔子的本意是,利要服从义,要重义轻利。他的义,指服从社会秩序的道德。若一味追求个人利益和短期利益,就会严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