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辙晚年诗.doc

论苏辙晚年诗
【内容提要】
苏辙晚年闲居颍昌府十二载,其间作诗三百七十余首,是北宋末期(即徽宗朝)诗歌史上的最重要内容,也为“主理”的宋诗开辟了一种别具深意的境界。其特点是:题材上进一步日常生活化,而诗人的自我形象则比拟于箪食瓢饮的颜子;表现方式上以详记年月日期和天象变化来追摹《春秋》,并以天象、物象构成对政治的隐喻,当然也有直接的政治批判之作。就其艺术渊源来说,除了前人指出的“效白公体”外,还有陶渊明、刘禹锡等的影响,而归根结底则出于《春秋》和《离骚》。
【关键词】苏辙晚年诗《春秋》颜子政治隐喻《离骚》
苏辙的《栾城集》、《后集》和《三集》是他亲手编定的,其诗歌的部分除四言、六言另归一类外,通常的五、七言诗都依年编排,容易确定写作的岁月。今以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起为苏辙的晚年,从《后集》卷二作于北归途中的《赋丰城剑》①算起,至《三集》卷四之末,共有五、七言诗368首,加上《三集》卷五的四、六言诗6首,不计集外的逸诗,已可得苏辙晚年诗374首。在此374首中,自宋徽宗登基,旧党纷纷北归的元符三年,历新旧党争相持不下的靖中建国元年(1101),到新党大胜,蔡京入相,定“绍述”政策,造“元佑党籍”的崇宁元年(1102),大概由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变化使苏辙不能专心创作,三年间仅存诗20首②,且有一半是挽词。崇宁二年(1103),苏辙因身为“元佑党籍”中人,不能在京城附近居住,所以离家独居蔡州,此年作诗36首,可算恢复了正常的创作量。崇宁三年(1104),他得以归居安顿在颍昌府的家中,从此杜门谢客,却饱看了徽宗皇帝铸九鼎、造八玺、建明堂、作大晟乐、修礼书、兴辟雍、倡八行、崇道教等等层出不穷的“盛世大典”,直至政和二年(1112)去世,皆在废弃闲居之中,且处政治高压之下,但每年作诗少则20余首,多则40余首③,保持着稳定的创作量。由于秦观卒于元符三年,苏轼、陈师道卒于靖中建国元年,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1105),北宋诗坛的巨匠相继凋落,而苏辙则正如其侄苏过《叔父生日》诗所云“造物真有意,俾公以后凋”(《斜川集》卷一) ,同时,后起的名家吕本中、陈与义等还处在起步的阶段,故就北宋末期即徽宗朝的诗坛来说,苏辙应是首屈一指的大家。虽然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时期诗歌的研究,多以江西诗派为重点,但艺术上已处于成熟境界的苏辙,加上他贯通经史的学识和曾经进入政治中枢的经验,即便按通常的说法,谓其才华逊于苏轼,其成就也非江西诗派中人可以企及的。实际上,苏辙晚年的诗歌,展现着东坡、山谷集里难以看到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界,他经历了东坡未尝梦想的严酷而又荒唐的时代,目睹了山谷不曾看到的无数政治闹剧,体会着远远超过二人的巨大的外在压力和漫长的内心孤独,这荒唐时代里孤独的理智,直面着日新月异的
“盛世”闹剧,在连绵不断的“党禁”压力之下曲折隐微而又深刻沉着的表达,为“主理”的宋诗开辟了又一种别具深长意味的境界。
然而,在北宋名家中,苏辙的诗可能是最少受人关注的。宋人本爱谈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作者为目收录相关的谈论,东坡和山谷名下都有好几卷,其他如秦观、陈师道、晁补之、张耒及许多江西诗派中人也得以列为专目,而苏辙竟不得专立一目,可见谈论之少,似乎他的诗还不足置诸齿牙。除了苏轼、秦观等关系亲密的人以外,苏辙诗的知音中要以陆游最为著名,周必大《跋苏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座客诗》云:“吾友陆务观,当今诗人之冠冕,数劝予哦苏黄门诗。”④既然常劝人读,必是自己读了很有体会,但具体的情况也不得而知。此后,历代的评家、选家也极少谈到苏辙诗。今人孔凡礼先生独具慧眼,对苏辙晚年的《八玺》、《买炭》二诗作了专文评述⑤,而其所著《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的晚年部分,大致就是根据诗来编排的,对诗中的重要内容大多加以引录,间下评语,钩玄提要,等于是他解读苏辙晚年诗的成果汇集。笔者以为,这是目前研究苏辙晚年诗的最好的起点。当然,孔先生所作的都是个别诗的内容解读,而本文的目的,首先在于全体的艺术把握。
一
宋人孙汝听《苏颍滨年表》(《苏辙集》附录二) 于政和二年(苏辙卒年)条下云:“辙居颍昌十三年。颍昌当往来之冲,辙杜门深居,著书以为乐,谢却宾客,绝口不谈时事,意有所感,一寓于诗,人莫能窥其际。”写诗成为其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或者竟可说就是其生活的本身,所谓“意有所感,一寓于诗”,一个生命都活在诗里。因此,从苏辙晚年诗的整体上看,它的特点异常鲜明,就是诗的世界的展开过程与生命延续过程的高度一致性。这种过程,当然伴随着自然的时间流逝,而对时间的标志,无非是年月日,及各种节气,但如果说生命的延续才是真正的“时间”,那么对此“时间”的标志就是年龄,而最令人意识到年龄的就是每一年的首尾和本人的生日。观苏辙晚年诗的题目,自崇宁二年的《癸未生日》(《后集》卷三) 起,崇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