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小说中的儒商形象分析.docx

究,2001 年第 2 期)、《论〈聊斋〉中的儒商形象》(姚玉光著,《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4 期)、《儒商萌现——浅论〈聊斋志异〉中的商人形象》(彭慧珍、王钢著,《阴山学刊》,2004 年第 5 期)等,虽明确表明是对“儒商”进行的研究,但仅仅关注《聊斋志异》而忽略其它明清小说,缺少普遍性。且儒商的形成应是一个具体的、复杂的过程,单纯以某篇(部)作品为基础来研究,也不利于全面认识儒商这一形象。二是关于商业文化思想的研究:《〈聊斋志异〉商业文化思想探析》(山东师范大学 2003 届硕士论文,孙洛中著),该文分析了《聊斋志异》中涉商类篇目产生的背景、蒲松龄的商业思想及小说的商业文化思想价值等重要问题, 颇有见地;《金瓶梅商业文化透析》(山东师范大学 2004 届硕士论文,王伟著),该文思路与上文类似;《略论明清小说中的弃儒从商现象》(湘潭大学 2004 届硕士论文,唐林轩著),该文采用社会历史研究法,以文史互证的方式,对明清时期弃儒经商现象做比较全面的叙述和阐释,论述有深度。但此类研究重在关注商业文化思想,没有提出儒商概念并对此加以分析。三是关于商业题材小说史的研究:以《中国商贾小说史》(邱绍雄著,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6 月)为代表,该书认真梳理了中国商业题材小说的发展史,从先秦到近代,比较详尽地列举了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商业题材小说并给以简要分析,旨在探索中国商贾小说发展的历史线索,探索中国商贾小说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探索中国商贾小说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从小说这个角度发掘中国传统的商人文化,在商业题材小说的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是,该书没有对人物形象给以重点分析,当然, 这可能与研究的侧重点有关;并且,邱绍雄先生还不惜心血搜集整理并出版了《中国古代白话商贾小说精选》( 邱绍雄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为后来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另外
一类,以《汪道昆商人传记研究》(安徽大学 2002 届硕士论文,耿传友著) 为代表,该文对汪道昆的以商人为传主的传记作以研究,分析了这些商人传记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史料价值等重要问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上述几类研究中,还有数量不多的单篇论文,笔者拟在参考文献中列出,在此不予重复。
此外,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也有许多专家学者对儒商研究表示关注,且有一些成果颇有分量,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他们的研究大都不属于古代
(典)文学研究范畴,故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以上从非文学角度研究商业领域的文章,大都从经济学、
历史学等角度进行,研究商业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儒学的历史价值,研究儒商的价值观、道德观等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尽管关注到儒商这一现象, 并给出了界定,但对文学研究领域不一定完全适用。而从纯文学角度研究
商业文化的文章,却大都忽略了这一形象的存在,即使有的文章偶尔涉及到这一点,也只是蜻蜓点水,论述缺乏深度、缺少系统性、缺少普遍性。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从纯文学的角度对儒商这一文学史上存在的客观现象给以全面系统的研究仍有必要。笔者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入手,采用统计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有关研究方法,对儒商的概念、形象的特征、形成原因和背景、以及时代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等作一较全面和系统的梳理, 以期能对读者较深入、系统地把握中国古代(典)文学中这类人物形象产生帮助。
明末清初小说中的儒商形象研究
:关于儒商
儒学作为中国二千余年来传承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对东亚、东南亚各国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也是这些国家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正随着中国和东亚的崛起而越来越被世界所重视。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体,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越来越为有识之士所瞩目。儒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闪耀在历史的舞台,其身上的闪光点才为世人所关注。
儒商文学形象登陆中国文坛由来已久,尤其在近十几年来,由于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儒商”这一名词在社会上更是被炒得沸沸扬扬,但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却一直少有人关注,也很少有人对其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即使对其概念的界定也有较大的分歧和争议。
儒商的界定
我们要研究儒商,首先必须弄清“儒商”的概念,概念不清势必导致认识上的不一致。但是, 这在许多学术讨论中却从未达成共识,仅在儒商是对高素质商人的褒扬这一点上存在例外。学术界关于儒商的界定众说纷纭:
有的学者认为,“儒商与一般商人最大的区别是儒商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1]也有的学者认为,“‘儒商’之称,并无严格的界限,有些并非儒士出身却能以‘儒意’经商的人,也不妨以‘儒商’称之。”[2]当然,还有的学者认为,“儒商”简而言之就是具有儒德的商人,他们是怀抱儒家理念和价值观的商人或企业家,是具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有社会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