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战争前面
——近代以来大国军事兴衰的文化反思
■戴旭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洞察世界军事发展的特点,创新军事理论,激励军心士气,打赢新型战争,以军事战略保障国家战略突破各种内忧阻碍和外患伏击,是当代中国战略家和军队必须回答的紧迫课题。而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军事兴衰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思考这一课题颇有价值。
1、思想是历史的脉动
德国是欧洲大国中实现现代化较晚的国家,也是近代中国的“军事教官”,颇具他山之石的“端详”价值。
在雄图大略的腓特烈大帝死后,统一的普鲁士仿佛失去了灵魂。全社会到处弥漫“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和“懒洋洋的乐观主义”,军队将演习变成演戏,将军事文化“文艺”化,结果在1806年与用新式建军思想武装起来的法军对阵时一触即溃。拿破仑在大军团的第22期公告中写道:“像是秋天的薄雾遇上了冉冉升起的阳光,普鲁士军队就这样消散了。”
形式主义的背后是老气横秋的惰性。普鲁士素有尚武传统,但在长期的和平岁月中,军官队伍已经非常老化。有资料显示,当时142名普鲁士将军中有4名年逾八旬,13名将军79岁, 60岁以上的将军有62名。而打败普鲁士这一年,拿破仑才37岁。在法国大革命和军功制度激励下,年轻的法军军官充满了建功疆场、争当元帅的豪情。
26岁的上尉克劳塞维茨在这次战役中做了俘虏。对照生龙活虎的法军,他看到自己国家军队战败的主因: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样式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军官们更在意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不是作战;在演兵场上无休无止地重复操练,只会使“军队的精神”变得“完全不好战”。
80多年后,几乎和普鲁士一模一样的悲剧发生在晚清中国。甲午战争失败后,北洋水师将领反思:“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
普鲁士比晚清中国幸运的是,在军队和国家惨败中涌现出的战略家很快受到国家重视,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克劳塞维茨从战俘营出来,进入普鲁士军事改革委员会,参与设计新型军队,并在7年后参加了打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之后,他以毕生的精力研究战争,试图以军事理论创新和精神激励,破除曾经导致自己国家蒙羞的军队思维僵化和意志低迷。曾任德军参谋长的施利芬说,“通过它(《战争论》)造就了整整一代杰出的军人”。
站在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山峰上,老毛奇设立参谋本部,大大提高军事效率,并把最新技术革命成果引入战争。军事制度的划时代创新与“普鲁士的铁路政治”相结合,为德国赢得了欧洲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在原有军官团精通军事理论、严格训练、意志坚定等军事品格的基础上,重视战略家和最新技术革命的军事应用,成为德军的新传统。
2、是谁造成了晚清“公事以文牍相往来”“人才以资格相限制”
晚清在甲午战败后一蹶不振。被八国联军赶出紫禁城之后,光绪在《变法上谕》中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说得头头是道,但通篇竟没有一字自我批评:是谁造成了“公事以文牍相往来”“人才以资格相限制”?
日本明治初期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曾一针见血指出:“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晚清军事变革,一会儿学英国,一会儿学德国,一会儿又学日本,至死未能完成现代化学业,根本便在于“积习”不改。
“资格限制”下的晚清人才什么样?咸丰年间,曾国藩就曾向皇帝陈述,官场“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守者”多而“有为者”少。“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其实,这哪是乏才的问题,根本就是官场死气沉沉、生气已无的气象。当过乾隆朝翰林院编修、嘉庆朝军机大臣、道光朝宰相、被视为帝之“股肱心膂之臣”的曹振镛,教他的门生如何平步青云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晚清并非没有如克劳塞维茨一样见解深刻、胸怀大志之人,只是未被目光短浅、愚蠢自大的统治者重视而已。曾国藩有一位幕僚叫赵烈文,在洋务运动刚开始、一切貌似欣欣向荣的1867年,就预言“本朝”将“抽心一烂”“土崩瓦解”“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44年后,结果如赵烈文预言的一模一样。但高瞻远瞩的赵烈文终其一生只能是一个隐秘的预言家,根本无缘参赞国家军机。为怕直言惹来灭门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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