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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张艺谋,是评论死了
影评人“亵渎电影”因为在微博上写了一句“张艺谋已死”,结果天上飘下来一份律师函,想把“亵渎电影”压在五行山下。
大家都看得出来,“亵渎电影”针对的是张艺谋的新片《长城》,而不是张艺谋的肉身,所以乐视影业才会挺身而出,为张艺谋“续命”。
一部电影在刚刚上线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因为票房多少,完全取决于上线后这段时间的口碑,但凡有点刺耳的声音,都可能影响到票房。
电影公司在新片上线前必须搞定所有媒体和管住相关影评人的嘴巴,为票房飘红营造一个美颜相机的氛围。这样,关于一部电影的评论(姑且叫评论)都是正面、完美的。当然,粉饰太平的成本也不小,电影公司得花点钱。等票房全线飘红,你就是把某某某的祖坟挖了,他们也不会搭理你。电影上线,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挣了钱之后,是老婆屁股随便摸。
记得当年我还看国产电影的时候,有幸被邀请去看×导的电影《×××》首映式。我不是跑电影口的记者,也不写影评,但是写字的人都有个坏毛病,经历点什么破事都要有感而发,所以看完电影,回家写了篇博客,我说电影的结构不好,拍得很一般。结果,电影公司的人打电话骂了我半个小时,说我不遵守行规,之前提醒过你不要说坏话的。

在这件事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一部电影上线后,说好话是一种民俗。
当年“枪炮与玫瑰”刚出道的时候,经纪人把他们弄到英国演出,那时候他们还没啥名气。《声音》杂志的记者看完演出后写了篇评论,里面有句话:“听阿克斯尔?罗斯(“枪炮与玫瑰”的主唱)唱歌感觉他好像只长了一个蛋。”
罗斯也不是吃素的,看到评论后立马跑到《声音》编辑部,跳到桌子上,解开裤带,掏出那话儿,“老子让你们丫看看我到底长了几个!”
在一个相对正常的舆论环境里,评论者与被评论者之间的冲突有时候是很有趣的,大家都心知肚明,因为这是商业规则,按游戏规则玩,谁也不亏。美国作家杰弗瑞?罗宾森说过一句话:“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就如同狗跟电线杆子的关系一样。”
过去我写文章,没少惹麻烦。曾经有两个号称×××乐队的乐手堵在我家小区门口,揪着我的脖领子喊:“你凭什么骂中国摇滚?我们愿意为中国摇滚付出生命,你行吗?”
我这么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怎么可以随随便便为什么付出生命呢,为了什么破摇滚付出生命,纯属吃饱撑的。后来我也没见到这俩哥们混出名堂,要么是某摇滚大佬不好意思当面跟我对质,派手下马仔来骚扰我一下,要么是这哥俩真的为中国摇滚捐躯了。
作为一个经常写评论的人,我是在一种非常不正常的评论环境下走过来的,深知“评论”这两个字对评论者来说意味着什么。看到“亵渎电影”说“张艺谋已死”,我倒是觉得,不是张艺谋死了,而是评论彻底地死掉了。
我们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评论,尤其是文化艺术类的评论。你很少看到有人去评论电冰箱――除了老罗之外,因为电冰箱不具备美学要素,它只是一种按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的实用产品,没有哪个评论家长吁短叹电冰箱之美。人们对文化艺术类产品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主要是因为它的美学层次上的判断无法像电冰箱技术标准那样清晰。而通过鉴赏、评析,可以给更多人提供文化艺术品的美学观点、信息,高低优劣自然也就摆在那里了。
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评论是商业时代的产物,艺术、文化、娱乐行业生产出大量的产品,需要让人知道,这样才能卖出去,于是才有行业评论。
中国是个农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