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裔的“胎记”.doc

族裔的“胎记”.doc族裔的“胎记”
:身份政治是美国华裔文学的规定性特征。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华裔身份想象、表征和构建的场所,其阐释和接受是富于政治性的,是民族性和族裔性交锋的延伸。本文以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女勇士》为例,分析该作品在接受过程中所遭遇的阐释政治,从而阐明后现代族裔作品实现族群身份建构的道路。
关键词:身份政治; 美国华裔文学; 《女勇士》; 阐释
:I106 :A :1006-723X(2012)10-0149-05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于1976年出版的作品《女勇士》——一个女孩在群鬼中的回忆开创了美国华裔文学的新纪元。汤亭亭运用典型的后现代叙事手法,融成长经历、中国传统符号资源、代际冲突、中美文化价值抵牾等多重叙事于一体,写出了具有哥特和魔幻色彩的“成长故事”,其虚构性几近滑稽。然而,该作品在被美国社会的接受过程中,一开始便有偏颇之处,它被定位为“非虚构类”作品是富于政治意义的。
一、《女勇士》的文类及其影响
《女勇士》在出版之际,其完整英文标题为“The 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其中“回忆录”(memoirs)一词无疑有极强的暗示作用。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这个词常与“自传”和“忏悔录”相提并论;在基督教教义和实践中,“忏悔”意味着回忆录、传主、忏悔者能从自己坦诚的忏悔中得到救赎。在今天,一些文学理论家质疑回忆录、传记、忏悔录等文类所期许的真实性,如诺斯罗普·弗莱认为:“自传是另一种形式,它通过一系列难以察觉的等级同小说合为一体。大多数自传是被一种创造性的、因此也是虚构性的冲动所激励
……我们可以把这个非常重要的散文虚构的形式称之为忏悔录形式。”[1]这里弗莱所说的“通过一系列难以察觉的等级同小说合为一体”似乎有混淆“忏悔录”与“小说”的文类界限之嫌,但之后的“把这个非常重要的散文虚构的形式称之为忏悔录形式”说明,“忏悔录”并不能因为其在叙事手段上与小说有类同而失去其继续作为一种文类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可以认为,虽然可能因为传主记忆的不可靠、主观选择等原因出现“自传谬误”(autobiographical fallacy),使得过去自传、回忆录、忏悔录中所标举的“绝对真实性”不复存在,但这只是回忆录和传记书写的次要方面;而“真实性”仍应继续是支撑这几个相近文类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这一点与菲力浦·勒热讷所说的“自传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体裁”,“自传和读者之间有一种‘契约’关系”[2](P14)是一致的,勒热讷所说的“信任”和“契约关系”必然以“真实性”为前提。
琳达·哈琴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运用历史元小说理论,充分地肯定了《女勇士》作为“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文类,拥抱了不同阐释者对该作品做出各种解读的可能。但尽管如此,在一般性话语中,《女勇士》标题中“memoirs”一词终究能给读者合法授权,让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把该作品当成富于真实性的自传来读。难怪该作品一出,即被赵建秀等男性华裔作家大加挞伐,质疑该作品文类所承诺的“真实性(authenticity)”,留下“赵汤之争”一段著名的文学和性别、族裔政治的公案。
《女勇士》在发行当年即荣膺“非小说类国家书评奖”;1979年被《时代》杂志列为历史上最佳10部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之一。有评论者把《女勇士》称为
“一个天马行空的神话、回忆、历史的混合体”而同时也强调其“几近恐怖的‘明晰性’”(a ix of myth, memory, history and a lucidity emoirs”对《女勇士》这部作品在阅读接受上可能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东方主义趣味始终有市场。
卡林内斯库概括说(后现代主义意味着)“一种更灵活的、更富阐释性的和‘对话’意识的态度”在不同阅读阐释群体中的实践。现代主义在认识论上以固着为特征的逻辑确定性和不具包容性的、“方法论强势”(methodological strength)无疑成为后现代主义要试图超越现代主义的原因。要么∕要么的逻辑让位于“既∕也”的逻辑。[4](P283)无论是从《女勇士》显见的后现代叙事“拼贴”、“挪用”、“改写”手段的运用还是作品:身份政治是美国华裔文学的规定性特征。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华裔身份想象、表征和构建的场所,其阐释和接受是富于政治性的,是民族性和族裔性交锋的延伸。本文以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女勇士》为例,分析该作品在接受过程中所遭遇的阐释政治,从而阐明后现代族裔作品实现族群身份建构的道路。
关键词:身份政治; 美国华裔文学; 《女勇士》; 阐释
:I106 :A :1006-723X(2012)10-0149-05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