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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诸城露出曙光
走在诸成的大街上,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家家企业无论大小,门口的牌子上却都清清楚楚地写着:“股份”两个字。
两年多来,天南地北的6000多个参观团近8万人脚跟脚地来到这个不靠山、不临海,没有风景也没有名胜,甚至铁路不通、公路的主干线都挨不上边的山东小县城,看的就是这“股份”二字。这些被国有企业癌症一样的亏损压得快喘不过气来的人,疑疑惑惑来地了,又一步一叹地走了,却留下了不同的疑问和结论。
有人问:“这诸城走的还是咱社会主义的路吗?”“全面出售公有产权,不正是走资本主义产权私有的路吗?这是从根本上否定公有制!”
也有人说:改变了诸城国有企业产权的第一份职工股份认购书,无疑与安徽凤阳十几个农民在油灯下摁上手印的第一份承包土地血书一样,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里程牌式的标志。
结论如此水火难容,只因一件事:诸城把大部份国有企业卖给个人了!
谁捅的这个娄子
当人们为此议论纷纷的时候,这事件的推动者。诸城市委书记陈光说出一段过于实在的话:谁天生愿意去捅这个娄子?我一个市,每月工资就是550万,耽误一天,就有人骂娘,可是钱从哪来?企业交税。企业一个个亏损,没办法呀,逼得我们就只有走这一条路了!”
1992年1月的一天,一份调查报告让刚刚上任的诸城市委书记陈光暗自心惊:诸城对市属150家企业进行了资产清理,结果是103家亏损,%,。
一家省级先进企业,表面上看,上千人的企业内厂房林立,机器轰鸣,帐面固定资产原值也有1000多万,但评估出来的结果是净资产只有十几万元。这还算是好的,很多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名存实亡,国家的资产已流失殆尽,徒有一具空壳。
社会主义辛辛苦苦搞了40年,企业改革忙忙碌碌搞了十几载,企业却成了这个样子!原因何在?
正当陈光和县委一班人为此苦思苦想时,1992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来到了诸城,在召开座谈会时,江泽民总书记心情沉重地讲到,全国的国有企业三分之一潜亏,三分之一明亏,真正赚钱的只有三分之一。他要求各级地方党委的同志,和中央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江泽民总书记的话又一次让陈光震惊了:原来诸城的亏损,在全国并不是
“风景这边独好”,大家现在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可是向哪儿跑?问谁谁也不知道。
几年来所有能搞活企业的改革方案都尝试过了,扩权、让利、承包。但没有什么像当初想像的那样行之有效。为了完成承包任务,该摊的费用不摊,盈利分光吃净,亏损了原因统统是“不可抗拒因素”,破产了有国家负担。短期效应、跑冒滴漏严重。生产经营性资产流失了1亿多元。权放了、利让了,可亏损还是不可逆转,再放,再让,再亏损,恶性循环不止。企业没盈利,职工生活没提高,可是国家资产却成为腐败分子取之不竭的资源。现在唯一要做的是:找一条新路,重新走!
渐渐地,“犹抱亏损半遮面”的诸城经济的面纱被挑破了,改革者的眼光盯上了几年来大家一直回避但也许可以真正改变国有中小型企业状况的两个字:“产权”。
“国有”这个词既明晰,又模糊,明晰的是“国”有,但“国”这个产权人在企业内无处可寻,却又无处不在。于是“当家的不作主,作主的不当家”。
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心疼。企业,仿佛是一个不幸的独生子,政府各个部门,都能代表国家,统统声称他身上有自己的血统,但又对他不负责任,孩子管歪了,大家可以一致声称:“孺子不可教,朽木不可雕”一推了之。企业没有法人财产权,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的过多干预,两权分离,再分还是
“藕断丝连”。企业的领导,不用为自己的决策负任何责任,职工当的是名誉“主人翁”,不知道自己为谁干。领导凭良心。职工凭觉悟,这种理想化的管理环境,已经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了。
由于经营不善,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全市每年国家垫付的利息就要花掉上千万元,相当于一个中型企业的资产。
怎么办?
为了从根本上止住国有资产的流失,扭转企业的亏损局面,诸城的决策者咬着牙喊出了一个似乎是标志着“山穷水尽”的字:“卖!”。
国企改革思路已经明确
1995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改革的大思路和认识上,有了历史性的深化从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长春的讲话,到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思路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抓“关键的少数”的方针已经确立。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对建立企业增资机制、“拨改贷”转为国家资本金、减轻债务负担、增加企业资本金、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企业富裕人员、兼并破产等难点问题,进行了重点攻关,取得了可喜的突破。
开元盛世
政府的手再大捂不过天。所有的企业不能不分大小都由政府管着。日思夜想之后,一个欲让企业脱胎换骨的改革方案在诸城的领导者头脑中形成了:先出售后改制,内部职工持股,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