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饥饿线上挣扎的1960年.doc

在饥饿线上挣扎的1960年
编者按何方,陕西临潼人,生于1922年。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在延安外语学校学习俄文。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先后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挨批,何方在外交部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安徽劳动,饱受饥饿之苦。改革开放后恢复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等职。离休后,转而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在本刊资深作者邢小群对何老进行专访时,他讲述了1960年下放安徽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往事。
我这次下放安徽劳动改造,时间不长,还不到一年,但确实值得说一说。因为这是我一生经历过的最艰苦、最难挨的日子,使我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农民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对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值得庆幸的是,经过那场灾难我竟然还能活到现在,真是当年想不到的奇迹。

下放安徽

1960年,外交部作出让我不必等结论批下来而先去农村劳动改造的决定后,副部长章汉夫、姬鹏飞一起找我谈话。他们的态度都挺好,和过去一样。章汉夫说,我们认为你主要还是思想问题,下去接触一下实际对你会有好处。到哪儿去呢?部里下放到南方、北方的都有。北方省份生活可能苦一些,我看你还是到南方去,具体说来就是安徽。那里是鱼米之乡,生活一定会好点,不知你还有什么意见?我除了感谢组织的照顾以外,没什么可说的。姬鹏飞也作了临别赠言,勉励了几句。
回家后,我就准备行装了。这也简单,除了挑选一些要看的书以外,主要是带足冬装。因为我知道下去以后不会很快回来,而南方冬天的保暖设备要比北方差得多,所以还是未雨绸缪的好。我下去的时候,正是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我却带了两床被子,里边一床还是一直没派上过用场的鸭绒被,还有一件老羊皮大衣,以及朋友送的在东北才用得着的棉鞋,等等。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宝还真押对了,过冬时占了很大便宜。因为我的问题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行李多点没关系,可以雇个三轮车拉到火车站,外交部人事司还派了专人来送。那天家里人除了妻子宋以敏外,还有抱着我两岁儿子的保姆范耀荣,临别时她哭得很伤心。因为她虽然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事,但在她的心目中我一直是个好人,这一去不知会落个什么下场,而且又是一个人远行,自然感到凄凉。
我下放的落脚点是安徽省六安县苏家埠人民公社。这个地方属大别山区,上世纪三十年代红军曾在这一带活动,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多次提到六安和苏家埠,我们下放时当地许多老人还记得当年国共内战时的情景。再加上1953年我跟驻外使节参观团又来过这一带,所以对六安并不生疏。那次参观是因为邻县霍山正在修建佛子岭水库,国内宣传得很火,我们就慕名来了。当时六安和霍山归一个专员公署管,都处在大别山麓。出六安城往南走,大约有三五十里就是大山,山北一马平川,应该说是很富庶的地方。那次参观的印象也很好,当时情景一直都记得:向上望,满山开遍杜鹃花;看平川,到处庄稼丰茂,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田园山水画感觉。可是这次来六安,看到的却是一片萧索,路上看不见行人,街上碰不到游客,连许多买卖铺都关了门。沿路走去,没看到过老百姓饲养的家禽家畜,更谈不上什么鸡犬相闻了。
那时全县也没有一辆汽车,县委接送就是派人帮我扛扛行李。由于当时中央监委还没批下对我的处理,所以外交部也无权将我反右倾运动中戴的帽子通知地方,县里还只能按常规接待,请我吃了一顿午饭。这顿饭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相当寒碜,米是糙米,下饭的菜不但没肉,还几乎看不到油。就是这样的饭,桌子上撒个米粒,陪同吃饭的干部也要捡起来送进嘴里。初次见到这种场面,我还以为是地方干部作风俭朴,心里想难怪要让住在大城市的干部下来劳动改造呢。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原来是全国早已进入了大饥荒的年月,而自己之前却浑然不觉,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因为进入1960年,中央和地方的宣传和舆论导向,还是拼命反右倾、鼓干劲,大讲成绩、力争上游。《人民日报》元旦第二天的社论就是《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不久后,新华社又连续发布1959年全面大跃进的各种统计数字,真是“形势一片大好”。记得在我下放的前些天,还看到薄一波的讲话(经查,系2月16日在全国冶金工业1960年全面跃进誓师评比大会上的讲话),说要实现60年代的连续跃进,赶上和超过英国。直到这年7月,毛泽东还提出,“要继续跃进”,“今冬动员7000万人大办钢铁
”。想想看,当时是什么气氛。我就是在这样的“大跃进”声中去安徽的,那一年的生活也是在继续“跃进”的洪流中度过的。
当我来到苏家埠的时候,精神还不错,先到住在公社的下放干部领队毕季龙那里报到。我和毕季龙很熟,他之前在外交部新闻司当专员,一直对我很尊重、很友好,见面总是笑眯眯的。不知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