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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报道中国33年
吉米曾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基层。他既满怀着浪漫的革命情怀,也经历过物质匮乏与精神禁锢时期。他当过“洋知青”、渔民,恢复高考后又上了大学。这些经历使吉米更愿意历史的、全面的,甚至是采用“理解”的立场报道中国。
坐在北京外交公寓的办公室里,吉米?弗洛?克鲁兹(Jaime A Flor Cruz)盘算着什么时候去一趟宁夏。他在中国工作生活了43年,只有宁夏没去过。“我要抓紧把这个空白补上,那就圆满了,哈哈。”吉米摊开手说。他今年63岁,身材不高,穿着妥帖的西服,看起来很年轻。像很多老派人物一样,衬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
就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N(美者的职位上退休。吉米是菲律宾人,自从1971年来到中国,在接下来的40多年中他只有一年不在中者,先后供职美国《新闻周刊》、《时代》N。在中者,先后经历了从邓小平开始的5届领导人,参与报道了中国一系列重要时刻。
浪漫与现实
吉米出生于菲律宾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
裹挟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潮与青年运动中,吉米也成为抗议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就在学运的顶峰时期,他收到了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希望他能组织一个15人的青年代表团,来中国学习访问三个星期。他很快联络了一批革命青年,组成了15人的访问团,在1971年的8月21日,坐飞机前往香港。去机场之前,吉米还参加了学校学生会副主席的竞选。在香港休息两天后,他们由深圳进入中国内地,然后在广州坐火车到达了北京。
在北京,他们参观了规模最大的人民公社,访问了北京大学,并与红卫兵代表座谈,还去参观了协和医院,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上百人的国宴招待会。在天津访问了部队,在延安参观了毛主席住过的窑洞,与下乡知青聊天,还见到了大寨农民代表郭凤莲。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和耿飚都接见了他们。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乌托邦,没有贫富差异,没有犯罪,警察都很少,汽车更没有几辆,官员也骑着自行车上班。在人民公社,大家一起劳动挣工分,人人都有饭吃,生活有保障。”吉米说,“我当时很兴奋,没想到,更没见过有这样的国家。当时我把中国浪漫化了。带着这种浪漫的感受,我天真地思考着菲律宾能否也走上这条道路。想三个星期后回国,还要大干一番,继续革命。”
然而就在访问的尾声,吉米听说了国内政局发生的变化。他的一些朋友被捕了,一些人失踪了,回国之路命运叵测。吉米陷入了彷徨犹豫。他思念自己的父母兄弟,想着女朋友,还惦念着学生会副主席的职位。最后,他决定先留下来,等待消息,寻找回国的时机。“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如果不是因为偶然的机会来到中国,我也会被捕,甚至不知生死。实际上,我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来到了恰当的地方,用英文说是
‘Blessing in disguise’(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中国是我的避难所。”吉米说。
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一等就是12年。他与家人的通信不得不通过在美国的姐姐中转,一来一回要花三个月的时间。
最初吉米被安排住在和平宾馆,政府告诉他,不要着急,耐心等待,食宿都不用他操心。但吉米觉得这不啻于一场苦行。“我才20岁,想要改变世界,想要革命,根本待不住啊。”他想继续上学,去学习汉语,但当时北大等高校刚刚恢复教学,还没有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