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中者彼得?海斯勒写过一本风靡一时的书,中译名为《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海斯勒在2001年夏天考取了中国驾照,此后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行程万里,他的纪实写作在中外广受好评。
相比之下,美国人西德尼?甘博100年前在中国的足迹在时间里被湮没得几乎没有声息。1917年6月至9月,西德尼?甘博同两位美国基督教牧师一起,从上海出发沿扬子江而上,长途跋涉,深入到四川省西北部羌族和藏族居住的边远山区,总行程超过6500公里。这是他继少年时期随父母来华旅行后,第二次在中国长途旅行。当时,27岁的甘博刚刚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社会经济学硕士学位。满载的人力车天津天津大水灾期间,警察局配备了许多人力车,租给逃难人群中的壮年运送难民。当时的中国处于重要的社会转折时期,大量无以为生的农民涌入城市谋生,出苦力拉人力车是其中一条生计。甘博在《北京的社会调查》一书中引用警察局的统计,北京在1919年共有17815辆人力车,两轮马车4198辆,四轮马车2222辆,汽车519辆。天津和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人力车的数量应该会更多。
在那个缺乏现代化运输方式的年代,客运和货运要靠成千上万的人力车夫、独轮车夫和轿夫等苦力的双脚和双肩。甘博当年的身份是一名摄影师,比之海斯勒的中国自驾行,他寻路中国的方式麻烦很多。他在四川山区的这趟摄影远足雇用了15名苦力为其一行三人和17件行李服务。一路上,他也用镜头记录下1917年人力运送木材、茶叶、烟草、盐、草鞋、粮食等货物的照片。
深入中国内地的整个旅途当中,甘博一行的洋面孔引来中国人的围观,他自诩和牧师组成了“美国三人马戏团”。中国人好奇地打量他,而他也观察这个“对西方摄影师和探险家堪称天堂”的国家。光是四川行的四个月里,甘博就拍摄了1000余幅关于中国人生活、劳作、文化和风俗的照片。他的专业背景和眼光,日后促成这些摄影成为中录。
四川摄影远足结束后,甘博加入了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中心,之后,他继续以北京为中心,对中国城乡做了广泛的调查,并陆续发表了5部论文:《北京的社会调查》(1921)、《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1933)、《定县―华北农村社区》(1954)、《1933年之前华北乡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1963年)和《定县秧歌选》(1970),这些中国研究在国际社会学界引发了关注。
甘博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摄影成就和价值。他曾将摄影视为他人生的一部分。但在他死后15年,他的照片才被他的长女“偶然地,通过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巧合”重新发现并传播。除了1917年摄影远足中的1000多幅照片,甘博在后来的16年当中又拍摄了近4000幅中国影像。曾任西德尼?甘博中国学研究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的邢文军博士称,“甘博的摄影遗产不亚于西方任何一位专业摄影师在中国的摄影作品”。
《凤凰周刊》此前曾做过甘博的摄影图谋专题,这次借在华出版有关其摄影新作之际,再度发掘和重现甘博1917年寻路中国时的足迹。他沿着长江寻路西南内地,并在同年前往北京,造访华北和江南多地。甘博一路上使用了各种水陆交通工具:他步行、乘船、坐轿子、坐独轮车、坐人力车。那些他当年行进路上的游历剪影已然微黄,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曾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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