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
人的一生很有意思,什么样的问题都可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都可能遇到。我生活在干部家庭,可以说,小时候没有受过多少罪,父亲文革前就拿240元的工资,母亲也是138元的工资,生活可以说是无忧无虑。但是,经历过文革的朋友,许多人对那个年代都有切身的体会。在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记忆都能够打下深深的烙印。我小时候(1966年)是在北国春城的八一小学读的一年级,刚刚到二年级,我就随父母工作调动到了云南,并且在云南一生活就十几年。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当时我刚刚8岁,随同父母到云南的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在我和接妈妈的车从昆明回到楚雄的刹那间,我的生活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记得那是一个下午,车刚刚到楚雄州冬瓜坪(父母工作的单位),还没有下车,耳旁就听得震耳欲聋的锣鼓声,我还没有从长途跋涉的困倦中清醒过来,母亲就被人叫到车下,随后就给头上戴上一项纸糊的高帽,上面写着XXXX的字样,后来才知道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的。手里还拿着一个锣,边敲边说着什么。当时,我是不知所措,吓得直哭。一直到当时单位所在的大院,到了我们的“家”,我才稍稍平静下来。我记得当天晚上我们的饭都是别人帮助做的,是一个叫欧志强的叔叔帮着张罗的。其他的事情我已经没有太深刻的印象了,但是,我知道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段难以磨灭的记忆一直藏在我的内心深处。也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我开始了被人称作
“狗崽子”的一段生活。那时候的生活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我还不太懂事。我只记得我在那个大院里生活了4年,1966年到1970年。而且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是,我在那里差点没死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父母的单位是中直单位,叫12号信箱,院子很大,中间有个养鱼池。池边是宽约50公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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