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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境的嬗变与生产主体的选择
摘要:20世纪90年代延续并改造了80年代的文化逻辑,其文化语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辐射至文学生产领域,实用主义、功利意识取代精神启蒙和理想主义,市场法则取代晕轮效应,文学市场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文学生产主体包括以“单位”为代表的组织化生产和以“自由撰稿人”为代表的个体化生产,在博弈中相互交流、渗透、交叉,表征着写作者的分化与知识分子的选择,彰显出该年代文学生产机制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延展性。
关键词:文学生产机制;文化语境;生产主体;20世纪90年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5?0051?05
一、20世纪90年代文学生产的嬗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下简称“90年代”),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始了全新的历史,文学生产的开端和演进成为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重要症候。虽然我们现在倾向于以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等宏大叙事来表述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但对文学而言,这种表述无疑过于笼统。就社会转型而言,90年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新的社会”[1](18)。就现代性而言,90年代是一个具有革命性转换的历史节点;就文学史而言,新时期文学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变异,已不复当初;就文学生产机制而言,旧的文学生产概念已经失效,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开始萌芽
……90年代文学生产进入了全新试验场,生产主体、生产方式、消费状况和传播制度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异质同构的对话和博弈关系。
90年代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期,从“精英的新时期文学”向“多元的新世纪文学”的转变,固然存在着多种路径和线索,但变革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合法化后,市场法则和逻辑要主
导文学生产,以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是社会多层次需要和新兴文学消费者的崛起,滋生颠覆和舍弃精英文学、纯文学的取向。
具体到90年代的特定事件,最为典型的是1993年―1995年间由人文学者发起的“人文精神”论争,呈现出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文化姿态,成为各方势力利益诉求的文化角力场。这一讨论是对80年代的改革成果的检讨,更是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如何判断现实的变化和发展,成为问题的焦点。面对经济领域的明显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新富阶层、新的失业者的产生,面对教育、出版等文化领域的巨变,“这一切都使当时的知识分子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样理解和解释这个变动的现实”[2](11)。多数是负面、消极的判断,但开出的药方是模糊不清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论争从思想文化层面折射出文学方式的转变必然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曲折的过程,知识分子出于对80年代的激情与理想的怀念,对文学生产的市场化进行排斥和否定,但他们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已经没有80年代的力度。8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普遍、永恒、权威的本质主义等观念和思维——在90年代成为传统中心话语,但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等二元对立观念已经很难对中国现实作出有效解释。“人文精神”论争对文学生产的意义在于,知识分子重新关注文学现实,发现自身与现实的脱节,打破80年代知识界众口一词的局面,从多层面对文学生产展开阐释,差异和分歧随之出现,表现出趋于正常的状态。
90年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建立,是指在中国90年代特定背景下,文学的运行机制、原理、方式等有关文学“游戏规则”的建立和发展,包括文学体制、文学政策、文学主体(团体、机构等)、文学评价(评奖和批评等)、文学创作、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等。文学体制是适应一定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由国家意识形态通过法律、法规、规范等方式形成的思想、制度和组织,90年代文学生产体制是“一主多元”, “一主”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组织、领导者、管理者的期许下形成的文学样式;“多元”是源于文学的内在冲动、市场驱动和多元文学需求下形成的文学样态。文学政策是文学体制的具体表现,是通过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实施来规范和监督文学的方式,90年代文学政策化实施的范围和影响已经越来越小,法制化管理的建设却没有及时跟进,如何鼓励、引导、加强符合国家、社会人文价值取向的文学发展,在目前仍需要制度上、法律上的积极跟进[3](4)。文学团体(机构)是文学组织化生产的国家保障。作家协会、文联、文化馆等,甚至大学、研究所下设的文学院、中文系和文学所及其下属的报刊、杂志、网站等,都是组织、调控文学生产的重要机构。90年代文学团体(机构)虽然没有之前那样活跃,但仍是文学生产的重要力量。文学评价是以评奖、批评等方式控制和争夺的文学话语权。90年代文学评价标准开始变异,文学评奖、文学批评等影响式微,市场化、商业化因素开始占据优势地位。文学创作是文学生产的基本方式,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