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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到生命
8月16日,乔迁的大地艺术“鲜红?树祭”,在安徽宿州五柳风景区正式向公众和媒体开放。早在今年三四月间,乔迁就和我就这次艺术创作做过多次交流。我听取了乔迁的创作理念和意图,并看过他设计的效果图,对他这次创作非常期待。但我对作品能否最终完成,完成后能否获得预期效果,仍然有些担心。因为要完成这件作品,除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之外,还有许多人际关系需要疏通,尤其是需要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要避免当地居民的抵触。对于皖北农村的居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当代艺术,我实在没有乐观的理由。但是,乔迁很有信心完成这些工作。在此之前,乔迁已经有了好几次做大地艺术的经历,比如2003年他在老家做了一件名叫“守望乡村”的大地艺术作品,在一百亩地麦田里做了八百多个稻草人,场面十分壮观。与“鲜红?树祭”最接近的作品,是他2008年在门头沟做的题为“鲜红”的大地艺术,他用红布将几十棵槐树的树干裹了起来。绿树红布,引人瞩目。有了做这些大地艺术的经历,乔迁对于如何说服当地民众参与他的艺术创作,有他自己的一套有效的办法。
当我走进五柳风景区,远远看见裹满红布的枯水柳,一种似曾相识的经验被唤醒:它与我在乔迁的效果图上看见的情景很相似。近百株枯死的水柳,被红布包裹起来,场面十分壮观。就实现了设计效果来说,乔迁至少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衡量一件作品是否成功,我们可以看它的社会反响,审美效果,艺术目的,但是这些指标多半是外在的。内在的指标,是看艺术家的意图和目标,是否实现。换句话说,是看作品的
“完成度”。这个内在指标,对于大规模的装置和大地艺术来说,尤其重要。至于一些艺术家,将失败视为作品的效果,也实属无奈之举,免不了有些油腔滑调。
我忍不住第一个冲进了柳树林。在树林里行走,与在照片上观看,感受完全不同。成片枯死的水柳,给我们的冲击,不仅是视觉上的,还有嗅觉、听觉的和触觉上的。这片枯死的柳树,给我们的感觉冲击,是全身的。而裹上的红布,又给我们一种强烈的祭奠仪式感。乔迁在创作过程中,在“鲜红”后面加上了“树祭”,一定是感受到了这种仪式感。红布的介入,给死寂的枯树林带来了强烈的干预。一种巨大的不和谐感和冲击力,在树林中蔓延。我瞬间有种幻觉,感到自己如同幽灵。
红布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复杂的含义,既象征喜庆,也象征危险,还象征革命。对于后文革时代的中国人来说,红布的意义就要简单得多,他们很难为一块红布去疯狂。因此,当乔迁最初用红布包裹树木的时候,我更多地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作品,认为作品的意义在于唤起一个时代的人们的集体记忆。乔迁之所以用红布去包裹绿树,而不是青石头,或者灰房子,我想更多地是出于策略考虑,比如红绿搭配,可能在颜色上更有戏剧性。包裹树木也没有包裹建筑那么困难。当然,也许更多的是偶然机缘,让乔迁找到了用红布包裹绿树的灵感。总之,在乔迁的作品“鲜红”中,我更关注的是红布,而不是绿树。就像朱青生的“漆山”和谷文达的“天堂红灯”一样,最突出的元素是红,是红所象征的革命意义,是红所积淀的集体记忆。
但是,当我看到一些黑色的枯树梢从红布的包裹中倔强地探出头来,我在红与黑之间看到了一种平衡和张力。乔迁这次包裹枯柳的作品,比2008年包裹槐树的那件作品,要深刻许多。它不仅是唤起我们的集体记忆,更重要的是引起了我们对环境的反思。乔迁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一个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