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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五十莫沉沦

孙传志

按照中国古人的观点,男人一旦到了五十岁,就应该是一个“尽人事,知天命”的年龄了。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大抵已经度过了一生中的鼎盛时期,美好年华消耗殆尽,无论事业还是身体,均开始走下坡路,身外的浮名渐渐褪去,现实的利益逐渐失去诱惑,五十的男人已经很少再去确立新的人生目标与追求。
或许与多看了一些书籍、资料有关,我倒不认为五十岁是男人事业终结的转折,相反,五十岁不仅象征着男人的黄金岁月,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男人“经过了春天的萌动和夏天的热情,在四季的更迭之中,迈入了秋天的收获”。五十岁正处在新生活的入口,依然有着值得期待与憧憬的明天。对于热爱生活的人,每时每刻都会有幸福的方式可选择,而年龄,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感觉——你心态年轻,就会永葆青春;你心态老惫,即便不到五十,同样未老先衰。事实上,每一个年龄段都有区别于其他年龄段的独特风景,年轻自有年轻的英气,年老也自有年老的风光。当然,作为新生活的开始、五十岁的男人的确是需要对未来的生活好好规划。比如衣食住行、身体健康、兴趣爱好、休闲消遣,同辈之间的交流与晚辈之间的沟通等等。男人五十,已然具备了因阅历的认知与感悟所形成的那种明澈和洒脱,对于他们,幸福是一种默契于心的感觉,而不再是一个个机械的指标,只要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生活着、快乐着,这样的人生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孔子讲“五十而知天命”,朱熹注说:“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知天命”是半世人生奔求之后,知自我人生之大限,知可为不可为,当为不当为。
孔子51岁官封鲁国中都宰,因治理有方,“四方皆则之”,一年后,先后升为司空和大司寇,至于由大司寇摄相事,以其卓绝的文经武略带来鲁国大治。孔子的人生理想不是做官,而是兴仁政。当时执政鲁国的大夫季恒子与孔子政见不合,当两人冲突达到极点时,他一方面诱使国君鲁定公接受齐国以瓦解孔子治国理念为目的而赠送的女乐,君臣沉迷其中,“三日不听朝”,另一方面恃权贬抑孔子——郊祭之日,按例应分给大夫的祭肉也不分给孔子。“克己复礼为仁”,季恒子挟鲁君所为,是完全背离孔子的仁政理想的。认清形势的孔子,于55岁之年弃官离鲁,为其仁政理想奔走列国,颠沛造次而不悔,返鲁时的孔子已是70老人了。一部《论语》,绝大部分是对孔子师徒流亡列国的言行的荟萃纪录。
明代王阳明50岁因平叛勤王之功被授两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他知功高招忌、位重生谗,遂上疏请辞,于51岁获准离职还乡,在浙江兴教传学。52岁时,他对弟子说:“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实真非处,更无掩藏卫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王阳明在兵部尚书位上辞归,他彻底觉悟到非脱离官场,不能依自我良知而行。王阳明哲学的大成,是在他辞官居越以后的晚年岁月,在此期间王阳明的精神境界才臻于“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的化境。
王阳明之后,明代仕人中,著名的有李贽和汤显祖先后于五十之际在县令位置上辞官归隐。李汤二人均是明代文坛豪杰,但半百举业官场之累,两人在五十之前,并无过人建树。李贽因为家道中落,在25岁中举人之后,未再求进士及第,在京城内外浮沉25年,才获得云南姚安知府官位,此时已年近五十。姚安知府一届任满后,53岁的李贽不再寻求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