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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的凄凉晚景
蒋梦麟(1886-1964)
浙江余姚人。191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毕业。1927年至1930年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校长,浙江省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同时兼任浙江政治分会秘书长,教育部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国民政府委员及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2年2月和5月,中国学术界灿烂星河中的两颗巨星――胡适与梅贻琦,相继在台北陨落,台岛各界及海内外相知的学人闻之无不同声悲泣。而与胡、梅二人共事多年且互为知交、被誉为留美“三老博士”之一的蒋梦麟,无论是参加胡适的吊唁还是为梅贻琦书写墓碑碑文,皆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刺骨锥心的哀戚在心头,尤其是对胡适。
当他听闻胡适于中研院大厅演讲后倒地不起,直至撒手人寰,他哀恸不能自制。这中间除了胸含对失去老友的巨大悲痛,同时还有辜负胡氏好意的深深愧疚与自责。因为,胡适当年专门书信一封给蒋梦麟,分析并警告蒋梦麟的婚姻将不会长久,并且他在信中所说的后果都将一一出现,而蒋梦麟一手种下的苦果不久就会尝到……
人生大幕谢落之前的辉煌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梦麟自己想辞去北大校长一职,进入政府权力中枢,成就一番升官发财的美梦,遂有胡适主掌北京大学的机会。
蒋梦麟辞却北京大学校长,跟着“世人皆曰杀”的皇亲国戚、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鞍前马后跑了一阵龙套,额头上的汗珠尚未擦干,便随着1947年3月宋子文的轰然倒台而摔于阴沟中,所谓树倒猢狲散,想不到已是六十二岁高龄的蒋梦麟又亲自品尝了猢狲四散后的尴尬与辛酸。
红极一时的行政院秘书长官帽没有了,好在还有几个如中央监察委员、国府委员、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委员等官帽还戴在头上。蒋梦麟依仗这几顶风雨飘摇的纸糊高帽于长吁短叹中熬过了1948年夏天,终于又遇到了人生中最后一次转机,有幸成为权倾一时的农复会掌门人和名重台岛的“国之重臣”。
蒋梦麟出掌农复会主任之后,原来有些弯曲变形的瘦弱骨架再度挺了起来,低垂的头颅也重新仰起,老羊皮袄一样厚重的眼皮随之轻捷地上下开合,浑浊的眼球渐渐明亮起来并发着咄咄逼人的光,从脚到头地看上去,人确是精神了不少。只是这个农复会生不逢时,刚一坠地就遇到了兵荒马乱的岁月,通货(金圆券)膨胀,民不聊生,国共内战一天紧似一天,而北方渐为共产党毛泽东的部队占领,蒋梦麟只好率一班人马在湘、桂、粤、滇、闽、黔、蜀等省区推动工作。
农复会在大陆工作短暂的一年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社会的矛盾,使农民得到某些实惠。惜因国共内战越打越烈,农复会的工作成就淹没在硝烟炮火中没有得到突显,尤其当时纸币已完全失信于民众,农复会的经费、薪饷都使用金条、银元等硬通货,需动用飞机来回搬运,这就为计划实施带来很大不便与阻力,有时钱还未拨到,该地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农复会人员只好随慌乱的人群老鼠一样潜逃出境。
随着国军的崩溃和国共军事实力逆转,农复会随国民政府自南京撤往广州。
此时,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兵锋所至,所向无敌,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蒋梦麟眼望共产党军队潮水一样向西南之地涌来,便率一班亲信飞往台湾,除了解农业行情外,主要向主持当地军政事务的陈诚探询是否有推进土地改革的意向。并不糊涂的陈诚自是不会让一个肩上背着几袋子沉甸甸美金的老汉轻易离去,于是满口承诺,主客皆大欢喜。1949年9月,蒋梦麟率农复会部分亲信人员扛着美钞正式把总部迁往台北。
蒋梦麟率部分人员在台湾甫一落脚,就传来北部地区发生牛瘟并迅速向整个台岛蔓延的凶讯。蒋梦麟便率农复会成员查明原因,着手治理。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到1950年1月前,终于将牛瘟封杀于台北平原的出口――龟山通道,一场惊心动魄的牛瘟捕灭战就此完结。这是农复会到台湾后为当地农业复兴建立的头功,仅此一役,就令全台民众刮目相看。
新的一年到来了,农复会在台湾稍事安顿即有序地展开了工作,经过多年苦干,土地改革成功,迎来了五六十年代台湾农业与农村的复兴,释出土地转而投资工业,又进一步促进了60年代中期之后工业的快速发展,直至迎来了台岛列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全面腾飞时代。
农复会还有一功劳,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初期,财政极其困难,军政工教人员的薪水难以按时发放,生活更是困苦不堪,许多过去有钱有势的人家都不得不以稀饭和青菜充饥,直到胡适从美国回台出任研究院院长时,艰苦的生活状况仍未有大的改观,年迈的胡适也一样靠喝稀饭充饥。因而,台湾当局无力拿出钱财像过去一样搞公费留学,作为教育家的蒋梦麟一到台湾,有鉴于各方面急需人才,便利用农复会的美援款项,协助当局选拔人才公费出国留学。从1950年录取第一批人到1995年终止,由农复会出资留学成才的不计其数,李登辉就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和知名者,可惜此人后来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