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想象的力量 萨义德.doc

王铭铭:文化想象的力量——《东方学》
王铭铭  2005年11月5日 13:40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一般的学科是以希腊文的“logus”(学问、哲理)或英文的(o)logy(学)为后缀,而“东方学”(orientalism)却以“-ism”(主义)为后缀, 这难免给试图翻译这个名词的人带来一种困惑, 到底“orientalism”指“东方学”还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中世纪末期欧洲教会给为之研究和搜集非西方文化资料的学者所做的“学问”的称号,后来被知识分类法沿用,代指对中近东、东亚等地区的或甚至整个非西方世界的研究,所以它的确指“东方学”或“东方研究”[1](“orientalist”指“东方学者”或“东方研究者”),而不是“东方主义”。对于东方学为什么要以“-ism”而不以“(o)logy”为后缀把“orientalism”改为“orientaology”这个问题,我们尚未有充分的证据来加以解答。不过,可以猜想,名词的发明者知道这种研究与别的学科不同,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任务。
    1978 年,萨伊德()发表《东方学》(Orientali-sm)[2]一书,对东方学的意识形态特点与结构作出深刻的评论。以往西方有关东方学的研究,多局限于把“东方”(theorient)视为研究对象,而萨伊德的《东方学》向东方学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它把东方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制度的存在加以阐述,给我们讲述了长期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和意识形态占重要位置的东方学的故事。这个充满色彩和周折的故事告诉我们,东方学作为知识和言论的一个门类,其设计、发展和演化是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的兴起的内在力量之一。在学术界,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界、区域研究界、宗教学界、比较文学界和政治学界,对《东方学》一书的评论成为许多论著的序论。《东方学》一书之所以能成为社会人文科学界所注目的著作,原因在于它对“orientalism”的“-ism”的探讨,给知识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例,展示了知识与“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和政治支配的密切关系。
萨伊德与《东方学》
    《东方学》一书的作者萨伊德于1935 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他在东方学的研究对象巴勒斯坦和埃及受基本教育,并在这门学科的“故乡”西方世界(美国马萨诸塞赫尔蒙德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受高等教育。1963 年之后,萨伊德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青年教授。之后,他又于1974 年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访问教授;于1974—1977 年间,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于1979 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文科学教授。目前,他身兼数职,在担任《阿拉伯研究季刊》主编之外,还担任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等职。萨氏的著述十分浩繁。主要包括:《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开端:目标与方法》、《巴勒斯坦问题》、《文学与社会》、《世界、文本与批判》及他的最具影响的力作《东方学》等。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兼国际政治评论家,萨伊德在《东方学》一书中表述了他对文学和文化学及政治现实的联系的一种发现。这一发现,反映了他的政治敏感性与对知识社会学的深厚修养。
    从词义上看,所谓“东方学”即是对“东方”这个地域中的人民、文化与社会的研究。然而,对于什么是“东方”,却从未有过准确的定义。对于美国人来讲,“东方”可以指的是远东(亦即中国和日本)或“近东”。可是,历史上,对于法国人与英国人来讲,“东方”主要指近东或阿拉伯世界,或与欧洲接界的“非欧世界”(non-European world)。而对于德国人、俄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以及瑞士人而言,“东方”指的又是另外一些地区。即使有些人对“东方”的地域定义有统一的共识,他们对“东方”土地上的资源与文化也存在不同的观念。对西方小说家来说,“东方”这个词的使用往往可以与“东方少女”相类同。对文化学者来说,“东方”意味着与“西方”的宗教、哲学、民俗完全不同的文化实体。而对于西方商人来讲,“东方”则意味着资源与市场。对“东方”的定义的歧异发展到十分深入的程度,以致于“东方”可以被视为“迷结”(syndrome)。
    萨伊德从“东方”定义的相对性出发,探讨“东方学”研究本身的主观性。在萨伊德看来,“东方学”不仅指学术研究上的领域,它的存在受各种势力的限制:
    “东方学作为一种表象(representation),在历史上不断地建构和更新自身,而且有对‘东方’这个广大的地区越来越发敏感的倾向。东方学专家所做的工作,是用他们对东方的印象、知识、和观察来表现西方社会的特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东方学者给他们自己的社会所提供的东方的形象有如下的几个特点:(a)这一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