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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创作的身体意识
摘要:在萧红百万字的创作中,她不但自觉体现了家国的传统文化,大量的身体意识也在她的书写中得到延续,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出具有符号性的意义。萧红笔下的生殖以及饥饿呈现为身体意识的符号形态,虽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上,却仍富于现代意味。本文即以身体的象征喻意为出发点解读萧红作品的文化建构。
关键词:萧红身体意识生殖饥饿
萧红是一位“靠天才写作”的女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为她的写作提供了契机。她的创作始终执着于对中国民众生存状态的描画和追问。在萧红的文本中,她不但自觉体现了家国的传统文化,大量的身体意识也在她的书写中得到延续。她笔下的生殖以及饥饿呈现为身体意识的符号形态,虽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上,却仍富于现代意味。
在萧红的创作中,有很多作品是以女性经验中独有的事件――生殖,作为叙述原点。马林诺斯基早就认识到:“生殖作用在人类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文化体系。”[1]萧红就是以深刻的体悟和独到的笔法,将女性的命运与生殖的苦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同时反映出在男权制度下,女性的生殖不但不为人所接受,有时甚而会成为一种罪恶。
作为延续种族的必要手段,在萧红的笔下,无论是母亲还是孩子,生殖几乎都意味着苦难和悲剧。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母亲只能在结婚的前提下才能获得荣耀,就是说,她要有隶属于丈夫的身份。
”[2]《生死场》中的金枝未婚先孕,于是就要承担乡间文化立场的批判。为了可以名正言顺的生育,她就不得不结婚――一个非婚生的孩子往往会得不到社会成员的认可,进而会丧失部分的社会权利甚至会威胁到生存。在这里,女人一旦准备成为一个母亲,就首先要成为一个妻子。而这二者都是需要一个他者才能对自我身份进行认定。
五姑姑的姐姐是一个“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在整个场面中,她只是开始时“小声叫号了一阵”,紧接着便是无声的沉默。无论丈夫“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来投向那个死尸”,或是“又撞进来,什么也不讲,只见他怕人的手中举起大水盆向着帐子抛来。”女人只能以近乎受刑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生产。她不但要承受身体上的苦痛,还要承担语言暴力的施虐。波伏娃曾经指出,“雌性的个体性受到物种利益的攻击,它表现为受到外力的占有:被异化了。”[3]而“在所有雌性动物中,女人是受到异化程度最高的,并且最激烈地拒绝这种异化;任何雌性哺乳动物机体对生殖职能的从属都没有如此迫切,接受起来也没有如此困难。”[4]但在萧红这里,女人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她们是一切苦难的载体,向地母一样可以隐忍包含着一切。
孩子的降生并没有减轻母亲的苦难。“临盆的痛苦,分娩的危险,哺乳的麻烦,自是无法掩饰的事。”[5]萧红作品中的母亲往往是孩子一出世便不得不面对失去孩子的痛苦。或是孩子出生不久便死亡(《王阿嫂的死》、《生死场》),或是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将孩子转送他人(《弃儿》)。她们拥有做母亲的过程,却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孩子的缺失恰恰突显了母亲的在场。承受一切之后的无所得,便将先前的苦难置于虚无之
中。
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在描写生育场面时,十分注重身体细节的描写。在多部作品中,她都着重对孕妇的大肚子做了详尽的描述。大肚子的变化,生产时的痛感,都通过作者的笔端准确而生动的传递给读者,冷静而暴力。进而,作者又由人类的生殖推衍到一切生物的生殖,“暖和的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