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杨柳青 丹青点染里的年味儿.doc

天津杨柳青丹青点染里的年味儿
上世纪初,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老师沙畹教授到达天津,眼前之景让他感概:“同庄严的北京城相比,其繁华程度让我们吃惊。到处可以看到欧洲人”。他后来在《1907中国纪行》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北方的年画生产基地杨柳青――“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
天津杨柳青年画与河北武强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共列为中国四大木版年画,并以精湛技艺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被誉为四大年画之首。杨柳青镇的年画作坊,鼎盛时期每年能卖出两千万份以上,行销华北东北,甚至远至西北新疆各地。
跌宕起伏的古镇画史
杨柳青三字,有声有色,听之便可想见此地一片风拂杨柳、郁郁葱葱的美景。此境古为《禹贡》冀州之地,金代贞二年(1214 年)置“柳口镇”。元代至正三年(1343年),文人揭奚斯游历至此,写下脍炙人口的《杨柳青谣》:“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流两岸苇篱长”,古镇因诗而得名。
杨柳青镇地处京杭大运河与大清河的交汇处,作为漕运的重要枢纽,于清代中叶一跃为津沽繁华重镇,成为中国北方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集散地,风光优美,又有北国小江南、沽上小扬州之誉。杨柳青年画随经济繁荣而兴起,加之当地盛产的杜梨木非常适宜雕刻画版,这里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年画基地。
杨柳青年画据传始于明代,最早也最知名的作坊为戴廉增、齐健隆两家画店。戴家出品的年画称“文样”,多为历史故事题材;齐家出品的年画则称“武样”,以小说戏曲中的武打场面居多,这两家后开设了许多分号。杨柳青年画在清乾隆年间发展到极盛期,全镇年画作坊达百余家,街上画牌相招,彩幌遥对,可堪入画。每家画铺作坊有十几个刷年画的案子,单戴廉增一家每年印制年画即达一百万张。画铺之间商业竞争激烈,重金聘请画师的挖人跳槽大戏不时上演。其中以光绪年间的高桐轩最为出名,他以写真见长,还曾被召入清宫为慈禧太后画像。
杨柳青年画是市民的艺术,其成长在繁荣发达的商业气氛中,这一点与其他产地以农民为主的年画制作有所不同。由于靠近北京,杨柳青年画繁盛时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甚至宫廷画家的参与,使其题材、画工和做工都日趋精细,一度作为贡品选送大内,至今有“北宗画传杨柳青”的说法。
到二十世纪,杨柳青年画遭遇过几次大劫。九一八事变后,销路断绝,镇上的年画店曾经一时全关门大吉,有人拿画版点炉子、当柴烧;1937 年后,日寇扫荡时又强行掠夺了大量珍贵年画木版,拿来填道路、堵决口,年画的传承遭受重大打击。随后,西方石印的传入对传统年画业也形成了不小的冲击。曾经兴盛一时的杨柳青年画,几近一蹶不振。
直到新中国后,天津市成立了杨柳青画社,专项保护木版年画的发展。1960 年周恩来视察杨柳青画店,当时的老艺人还记得总理的一句话,大意是天津人只有靠两样东西用来跟外国人换米吃,一是天津手表,一是杨柳青年画。历经
“文革”一劫,刚见天日的画版再次封存进库房,老师学生星散四方,幸运的是当有人提出将库藏的几千块画版当四旧“破”掉时乏人响应,最后得以保存。老艺人们难忘1978 年,杨柳青年画社忽地迎来雪片一样的订单,生活复归正常秩序,年画又代表一种慰藉与希望。
年画里的手作之美
2006年,杨柳青木版年画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津市西青区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