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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的书学思想
黄道周,明代神宗万历十三年生于福建漳浦铜山所的深井村,字幼玄,因其少居铜山孤岛一石室中,名曰石斋,他被称为石斋先生。明万历四十六年举于乡试,天启二年成进士。黄道周官历明天启、崇祯、弘光、隆武四朝,但因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犯颜屡谏,不但受到同朝权臣的排挤和陷害,其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治学讲业。隆武朝,黄道周屡次自请募兵抗清,后于婺源兵败被俘,拒降,被押至金陵就义。其主要学术著作有《三易洞玑》《易象正》《榕坛问业》等。
黄道周留下来的书论不多,主要以《书品论》为主,有些是与朋友讨论书法时记录下来的,有些是为书法作品写的跋语。他的书法言论,语言朴实,涉及到了书法的功用、学书的途径、对古今书法家的评价等方面。
一、经世致用的学书观
中国的传统文人,大都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他们把这种责任感贯穿于自己的行动之中。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黄道周,其经世致用的思想一直指导着他的行为,他认为书法不能作为专门的事业去做,而只能作为工作之余的遣兴。更重要的是要设法通过书法为社会的大局发展做出贡献。从他的书论中可以探测到黄道周的这种思想。
作书是学问中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
人读书要问他所学何学,次要定他所志何志,然后渊澜经史,波及百氏。如写字画绢,乃鸿都小生,孟浪所为,岂宜以此溷于长者。
余素不喜此业,只谓钓弋余能,少贱所该,投壶骑射反非所宜。若使心手余闲,不妨旁及。{1}
可以看出,黄道周至少觉得“作书”是学问中的一种,只是与其他的“学问”相比,它的社会功能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必要“以此关心”。尽管他说不喜此业,但他的书法练习从没有停止过。很显然,黄道周把从小立志为民的内容放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他就觉得应该学习一些干大事的学问,立志是至关重要的,应该涵泳经史,吸取众家之长,不能把精力荒废在只有“鸿都小生,孟浪所为”的书法玩技上。
这种思想往往是古代书家所认同的。例如,在明以前的唐代,张怀�在《书议》中说:“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羲、献等十九人,皆兼文墨。”{2}作为文人,主张“文”“墨”皆通。
王羲之的书法被奉为至尊经典之后,后世对其人其书鲜有微词。黄道周从另外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王逸少品格在茂弘、安石之间,为雅好临池,声实俱掩。{3}
黄道周认为,王羲之匡国治世的才能,由于书圣的光环而将其“声实俱掩”。王羲之良好的“品格”没有得到彰显,按照黄道周的观点,这未免有点遗憾。
从黄道周对先贤书法的理解以及对后世年轻人的影响,也可以看出他自己的见解:
赵松雪身为宗藩,希禄元廷,特以书画邀价艺林,后生少年进取不高,往往以是脍炙前哲,犹循五鼎,入闶门而悬苴屦也。{4}
他认为没有大志向的年轻后辈们,以书画的成就来评价前贤,这有如遵循古礼的人只能“以啜残羹”,没有太大的意义。从黄道周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到他受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他十几岁时曾经沉湎于诗词歌赋,结果遭到了父亲的“怒责”,于是他“焚其稿,更习举子业”。
从内心上来说,黄道周是热爱书法艺术的,并且长期以来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学习,由于他有着更多的政治理想,导致他内心一直有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也反复说到了这种心态:
十年前笔法极嫩,时有樨气,所见法书亦皆随俗依傍。间出己意,坠败甚多,自见率更《千文》及《曼倩碑》后,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