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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的中国人口(1959-1961年)曹树基著写在前面的话最近在网上读到一篇佚名文章,题目是《我经历过的“灾荒年”》,说的是1959-1961年江南水乡的一位高中生对于灾荒的回忆。我是五九年上的高中,学校离家二十多里。一上高中,户口就迁到了学校,在校住宿,每月定量三十斤。记得那时的伙食标准和初中时一样,八块钱一月,觉着吃得还不错,经常有肉吃……到六零年,困难时期来了……农村人的每月口粮一点点地减少,减到二十斤、十几斤。但最要命的是,蔬菜很少,没有替代品吃。有个星期天我回家,走到村上一看,有的树光溜溜的没了树皮。我很奇怪,一问才知道,这些榆树的皮都被人剥下来吃了。有人叹着气说:明年这些树就死了。家人告诉我,吃草根、野菜、树叶的很多,还有吃观音土的。    我爸是小学教师,每月定量二十八斤。他四十左右年纪,当然吃不饱,因此比较瘦,还得了“浮肿病”……我在学校,定量始终没减,三十斤,比我爸还多二斤……整个困难时期,我没听说我家乡有人饿死…… 我家乡是鱼米之乡。以中国之大,比我家乡差的地方肯定很多,“灾荒年”饿死人的事我不相信没有。但网上言之凿凿,说死了三千万,不知这数字从何而来。/?boardID=11&ID=24574,先锋论坛·先锋记忆库,2005年6月2日。网上流传着一本一个名叫惠文的作者当年在四川省简阳县进行整社时写下的日记。他对于当地人口死亡的记载来源于他的调查和有关知情者的透漏。在题名为《无声无息的代价》的一则日记中,他这样写道: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为一个联社,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580人,到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盘公社大石、边界两队,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主劳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死去75%。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为60余人,只剩下8人,%。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动力40余人,只有2人活着回来。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为6900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养马区火盆公社第五大队新民生产队,在困难时期20多个主劳几乎死光……剩下的尽是些老弱、妇女、儿童。缺乏男劳力搞生产,抢种抢收时节十分困难,只好通过上级统筹调派别队的劳力去支援。当时死了人,埋葬很简单,用稻草、席子裹着,绳子一捆,抬到山坡上打个土坑软埋下去就行了。由于浮肿病使劳动力丧失,有的生产队死了人还找不到人抬出去埋。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把死人抬出去埋掉就算是好事幸事了。地处成都平原的简阳县,可不是什么穷乡僻壤。历史上号称“天府之原,丰饶富足的程度,不让于江南。一个从北京下派的整社工作队员,比一个出身教师家庭的高中生,得到的资讯要充分得多,观察的社会要广阔得多,记载的灾情也就要全面得多。上引两篇网文,构成了对于大饥荒年代几乎完全不同的描述。假设有两批事件的观察者,一批站在江西、浙江、山西等灾情不严重的地区,一批站在安徽、四川、河南等灾情严重的地区,所得结论之冲突,比以上两例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个人的经历来研究这场大饥荒,犹如瞎子摸象。个人所见,触摸到的只是象身上的一根毛,连象的大腿也摸不到。读者若不信,我们再回到上面列举的两个例子上来。这位住在乡村却拥有城市居民户口的高中生,居然认为当时蔬菜很少,是件要命的事。在接下来的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