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书评.docx

《白鹿原》的笔记-被掩盖的秘史-揭密白鹿原
《白鹿原》无疑是当代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史诗巨作。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认为:“其可贵之处不在于秘,而在于史。”[1]李建军则更明确指出:“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苦难史、‘折腾’史、命运史。”[2]遗憾的是,各类评论对小说的“史”至今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概括,没能深入挖掘其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秘”和“史”被抽象地分割,作者苦心追求的民族的秘史反而被模糊了。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己有限的史学功底,对《白鹿原》做一次文学以外的探究,一窥这被掩盖的民族秘史。
一、纵向历史的爬梳
作为一部全景式展现渭河平原五十年沧桑变迁的史诗性小说,《白鹿原》准确地把握了传统与现实,历史与文化的辩证关系。虽然立足于近代,却透过人物的心理、语言和行为描写,将一个古老民族千百年来的民间生活毫无保留地曝露在读者面前。
白孝义无疑是幸运的,在他之前已经夭折了三男一女。“白鹿村家家的牛圈里都埋过早夭的孩子,家家的田地里都施过渗着血肉的粪肥。”作者以一种看似拿“万物为刍狗”的达观笔调写下了这一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而作为总结腾之于白赵氏之口的也只是一句麻木不仁的“注定不是阳世的人”。话虽无情,但笔端之外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中国千百年来令人心酸的生育史。“生子早夭”乃至“生子不举”的现象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即以产生。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多子多福的民间信仰是这一悲剧滋生的温床。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偏僻的农村,即便在繁华的都市也是习以为常。1793年,由大洋彼岸千里迢迢过来的马戛尔尼一行赶上了中国最后一次,也是整个清代最鼎盛的乾隆盛世。这位西方外交家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这个现象。在北京城里,“每日清早令人驱车巡视街道,见有已死或见弃之于婴儿,则纳之车中拉至义冢埋之,亦有弃于沟中者”,而广大华人对此早视为“无足轻重,即日日见之,亦不足为怪。”[3]悲凉之情,跃然于纸,而白赵氏岂不正是那千千万万个华人中的一员嘛。
小说中白稼轩治理村上八个赌徒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他先是命人用干枣刺刷子狠狠地抽打他们,又令赢钱的把钱还给输家,最后让这几个赌徒将手塞进刚烧滚的开水锅里,直烫得他们“叫爸叫爷叫妈不迭”。一个封建族长的权威就这样被活脱脱地勾勒了出来,而其刚柔并济地的处理手段读来更是叫人拍手称快。然而,“把手塞进开水锅”这样一出颇具乡野传奇色彩的情景仅仅是作者的杜撰吗?其实不然,吴伯箫先生在《难老泉》一文里也有类似的场景。说的是几百年前山西某地南北两渠的农民为了水源而争斗不止,最后官府出面,在一口沸腾的油锅中放入十枚铜钱,依据双方从锅中取出的铜钱数来分配水量。北渠一位青年从油锅中取得七枚铜钱,使北渠人获得了胜利,而他自己则因烫伤过重而死。为了纪念这个青年,村民将其尸骨埋在了“中流砥柱”之下[4]。相比以警示为旨的前者,这个故事无论从过程还是程度上显然都更进了一步。但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有其生活依据的。在山西洪洞的“好汉宫”前立有一碑,碑文上所载内容即与《难老泉》所载大同小异,前后呼应[5]。两个故事虽然语境迥异,却殊途同归,把几个世纪来民间处理纠纷的手段就这样残酷露骨但又痛快直接地呈现出来。
田小娥死后引发的瘟疫是全书的一个高潮。作者以一种魔幻的描写,刻画下了原上村民在面对瘟疫时的众生相。看似荒诞不经,却真实地反映了民间对瘟疫的认识。余新忠先生指出,清人对瘟疫病原的认识主要有鬼神司疫和疫气致疫两类[6]。作为一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疾病[7],瘟疫自古就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天敌。古人在面对这来无踪、去无影的大害时,往往因为现实的无助而心生恐惧,由恐惧而导致迷信。贴桃符、撒石灰、建庙堂、盖宝塔,也就是这逻辑发展下顺理成章的事了。事实上,又岂止面对瘟疫如此,中国历史上凡是到了社会发生巨大变动需要抉择而无良方时,上至高居庙堂,饱度诗书的士大夫;下到躬身田间,大字不识的老百姓,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集体的非理性。君不见,
远有北宋靖康之际的郭京撒豆成兵,近有清末庚子年间的义和拳设神坛,这正是所谓的历史的惯性啊。在魔幻的外衣下,包裹的是百姓苦难生活的写照和对现实灾害的无助。
二、横向历史的补阙
虽然小说“下笔最精彩、着墨最多的还是关于关中民间生活形态的描写”[8],但对发生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也并没有回避。作者抛开成见,不带任何政治倾向地记下了那段云谲波诡的人世沧桑,而在故事背后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廓清的历史迷雾。
“白狼”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名词,是灾难和罪恶的化身,也是革命“反正”成了之后在白鹿原上的直接反映。关于他的出现,刚从西安城里回来的冷先生只是用一句“龙一回天,世间的毒虫猛兽全出山了”的戏言做了简单的交代。那“白狼”究竟是何物呢?作者在后面又借何县长的话做了进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