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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有什么错?
穿白衬衫、背布包的王小妮出现在咖啡馆。这是中午,每天两段写作时间的中场休息。早在1980年代,她就是知名诗人,如今她的另一身份也为人熟知——海南大学教授,她将自己7年中与学生的交往写入《上课记》。
按照王小妮的描述,那是一所地道的底层大学,生源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学生们带着憧憬来到大学,然后憧憬又被大学消解,校园里没有高品质的图书馆,整座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文化书店。当他们大学毕业,王小妮估算着,也许只有10%的人能找到工作,上升通道正在慢慢变窄。
她带着诗人的敏感和对纯净的要求上课,希望学生们少鼓掌,不试图讨好老师,剔除那些宏大浮夸的词汇,保持纯净。她喜欢和年轻人交流,“有时候去上课,感觉一路奔跑着急着要同他们交谈。”但现实又往往让她失望,学生们课后仍要耍手段争夺入党名额、谈论助学金分派的奥妙、考虑是否要做某老师的线人。
《人物》记者自然与她讨论了某种程式化的抱怨:上个时代的人总会认为年轻人越来越软弱、麻木。但王小妮却认为,他们只是需要时间成长,更何况,孩子有什么错?是大的环境把他们给污染了。
“一个人跳了楼,能震动一时,人们叹息10分钟后,生活还要继续。真正可怕和被忽略的往往是所有人都在悬空下坠的状态中而不觉,我得提醒他们,这姿势不正常,不管你长久以来多适应它。”作为一名老师,王小妮做了这样的事。
而在即将出版的小说集《1966年》里,王小妮则回忆了在1966年的覆地翻天里,人们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茫然而具体地活着。
人物PORTRAIT = P
王小妮= W
我最开始的想法,是要影响他们的世界观
P:《上课记》里提到很多学生对这个影视文学专业是没兴趣的?
W:我的目的不是想培养他们对文学的兴趣,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专业的文学家、批评家,可批评谁啊,批评都是在互相吹捧,我说你好,你说我好。所以我觉得学生只要健健康康的,4年里谈谈爱情,逃逃课,多看看各种各样的书,多出去走一走,认识很多朋友,那12年的苦解放了,进入社会找一个你能做的工作。我的定位是这样。我没有很专业地引导他们进入批评界、创作界,我从来没有想过。
P:所以很多学生说琢磨不透你,你关于优秀的标准和其他老师差别太大了。
W: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把东西写得美一点,一篇作业半篇都在抒情。工作了就知道抒情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你上学的时候遇到一个写作的老师你也可能抒情,上中学都知道写作要抒情。
P:对,那样分数才高。
W:所以学生觉得这个老师到底要干吗?我说你老老实实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但是也不好扭转,很多老师都喜欢抒情,如果下面还有一个老师喜欢抒情,学生就马上转移到抒情,这是过去12年的教育告诉他们的,就是要投其所好,这是最坏的。我见到的所有学生要一点点告诉他们不要抒情,坚持你自己就可以了,要比写好一篇文章、(成为)一个作家要重要得多。
P:刚开学时,你还会问新生是否相信真理,这个问题是怎么设计的?
W:我还是觉得我不是在教他们什么学问、知识,你想一想知识有什么用?比如说,背了北岛写的哪些诗,舒婷一共有几首诗大家分析分析,比如什么影视的风格,一起分析分析,这个都没必要。而且我怀疑我的这些学生真能做电视导演、电影导演?这是一个玩笑,这是玩我的学生,这样一个边缘的学校设立这样一个专业,他是不可能做从业人员的。
所以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