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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在1997年初去世,我的母亲在2012年5月也离我们而去了。他们在世我没怎么感觉到亲情的存在,反而在他们离去后这份感情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每每静坐下来,他们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父亲是公路局的打铁匠,专门负责为养路工修理用坏用钝的工具。尽管身份卑微,但却嫉恶如仇,是非分明。记得还在我上小学时去他单位玩耍,在路上拾得2元钱,当时的2元相当于现在的200多元,当我兴冲冲交到他手上时,他脸色突变,用冷峻得令人浑身发毛的眼光看着我,然后说,我们家虽然穷,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去拿别人的钱物,还用“小时偷针,大了偷金”的古训告诫我要好好做人。因为他打铁硬碰硬,把耳朵震坏了,听话不方便,我只好大声说是在路上捡到的2元钱,这时他才长长舒了一口气,然后拿着钱去路上等,看有没有人回来找钱。还有一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那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除了大集体挣工分分粮食,自留地上种点菜,养鸡生蛋卖几个小钱之外,也没有什么大的收入了。我那父亲竟然在单位修桥铺路需要用稻草织成的草袋构筑拦河坝看到了“商机”,他兴冲冲地回到老家,在整个村子挨家挨户动员乡亲们编织草袋,记得每只是八九分钱,后来物以稀为贵,每只涨到一毛五分。整个赣州地区的公路建设需要草袋都找他,我的父亲则乐呵呵地为工程队的解放牌汽车带路,回到家乡招呼乡亲们排队收购草袋,当场给现金,每家安排出售四十或者八十只,乡亲们领取十块八块钱放在衣襟里面的口袋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可是我的奶奶和妈妈在家杀鸡烧鱼招待司机同志,却一分不收,有长者提醒说这样次次垫司机伙食,不如从已销售出去的草袋中
“提成”,我的老父亲说这样不好,本来是真心实意帮乡亲们挣点活钱,不要让别人认为在做投机倒把的事情。所以我家只是不受限制地多出售了一些手工编织品,没从中发财,反而增加了不少招待费。直至他去世,我的父亲都没有欠别人的钱,那天晚上我在中行值班,凌晨接到电话说我父亲不行了,急匆匆回家后,他斜着身子靠在我套房的沙发上,没有说上一句话,我背他去医院,医生护士急救一阵子就说他走了。我的父亲就这样平静地走了,也没有给子女们带来任何经济负担。每当想起他佝偻着身子走路的样子,我的鼻子禁不住一阵阵发酸。他太平凡了,然后又是个实在不平凡的人。
与父亲的硬朗性格不同的是,我的母亲是个性格柔弱,做事迟缓的农村妇女。她是个童养媳,出生一个月不到就由我奶奶一手带大,与我奶奶就像是俩母女,习惯于逆来顺受。然而,她与普通农村妇女不同的是,她不重男轻女,不甘心让子女们在农村生活一辈子。她原来招工进入国营林场当护林员,因为我奶奶每次送她去上班总在大路口哭很久,所以她一狠心辞去了固定工作回来陪我奶奶生活,后来她总是自责当初决定草率,不该将我们带到农村出生。因而她鼓励我们三个子女通过读书走出去,用她的话说就是“只要你们能读书,读到南京北京我都供你们上学”,那时还没有出国留学的说法,当时出国视如卖国投敌。我父亲的工资只够一家人吃饭和维护家庭人情事务。妹妹无心上学,没上初中就直接就业了,我和弟弟都是高中毕业,经过复读考上大学的。在我复读期间,家里特别困难,我的母亲靠种菜赚点零钱,又是东家借米、西家借钱地供我上学的。她有胃疼的老毛病,经常饿着肚子干活,犯胃病时额头冒汗,脸色发白,非常痛苦。不到万不得已,她坚持不进医院,说是一进医院动不动就花去我父亲一个月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