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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秩留笔
目录
一、前言
二、致部队老战友郑兴祥同志的信
三、致部队老战友陈国源同志的信
四、八十生日思母
附:给后辈们的一封信
五、诗三首
六、关于人生后事给子女的预嘱
七、后记
二O一一年十二月
前言
岁月催人老,我已年过八秩,快要走到人生尽头了。为了使久别数十年的部队老战友对我转业来地方后的简要经历、晚年的家庭生活与思想情感有所了解,特编印《八秩留笔》小册子,寄赠部队老战友一阅,并表达我对部队老战友的深切怀念之情。
后记

二O一一年新春时节,突然从电话里传来了秦皇岛老徐(连泽)、杭州小沈(卫权)两位部队老战友热情亲切的问候,感到特别欣慰。至此,与我有联系的部队老战友又增加了两位,这是分别数十年后,战友情谊长存的又一次生动体现。
致部队老战友郑兴祥同志的信
小郑:
你好,全家好!
我还是像当年那样称呼你吧!因为这样称呼感到亲切,更能表达我的感情。
齐齐哈尔市一别,不觉35年过去了,但是再长的岁月也没能冲淡我们的同志情谊。每当我接到你满怀暖情的电话,看到你寄来的照片、信函,心里总是热呼呼的。一个正在安度人生余年的耄耋老人,还能受到来自远方离别30多年不忘旧情的同志的记念,怎能不为之感动喜悦呢!
我离开部队也有31年了,比你晚走了四年。回想当年,我是全师转业干部中最后一个离队的,比规定的期限足足晚走了三个月。当时空军领导机关下了个一刀切的死规定,所有转业干部都必须在78年九月底前离队,否则一律停止部队供给,对不服从分配的,还要抓典型。在当时这样严酷的形势下,部队领导为何对我如此破例宽容?原因何在?你也曾问过我为何没有转业回上海的事,下面就说说我的转业故事吧!
1977年,在得知我即将转业的信息后,我曾利用一次出差的机会,到空一军拜访过原空军39师老政委王绍玉同志,当时他是空一军分管干部工作的副政委,请他对我的转业去向作些指导。他知道我是从上海入伍的,爱人和孩子是他批准从上海来齐齐哈尔随军的,一家四口都来自上海。因此,他回答得很干脆:“当然回上海,你回上海的理由很充分”。得到了他的支持我很高兴。回部队填报转业去向时,理所当然地填报回上海。此后,我开始做回上海工作的准备,爱人原在上海的工作单位也来函欢迎她回去工作。直到上级把转业去向分配名额的文件下达以后,我才知道师里还有机务处的周启民也要求转业去上海,他是从浙江入伍的,娶了一个上海人。当时分给师的上海名额只有一个,名额没有定团干还是营干(周系营干),但军在召开各师参加的转业工作会议上有个倾向性意见,王绍玉政委向39师前去参加会议的同志当面有过交代,说徐江水要求回上海,考虑到他
在部队的一贯表现,又完全符合进上海的条件,这个上海名额请师里照顾他。参加会议的同志向师党委汇报了军转工作会议精神,并如实传达了王绍玉政委对上海名额的倾向性意见。但当周启民知道这一情况后,情绪特别激动,一面骂王绍玉政委,一面找师里领导力争。在此情况下,当时我虽考虑过自己的有利条件,尤其我是从上海入伍的,爱人与两个孩子原都是上海户口,完全符合当时上海接收转业干部的政策规定;加上我转业回上海是请示分管干部工作的军首长决定的,而且军里有照顾我的倾向性意见等等。然而,我却在另一种心态的支配下,没有采取争取的行动。因为,第一,我羞于与人争利,何况面对的又是同在一个师机关工作的老熟人;第二,我不想打军首长的牌,将师里的军,迫使军师领导处于两难境地;第三,当时我有一种自信,认为自己到哪里都能工作,都能生活,都能适应;第四,我书生气十足,在人生的转折点上缺乏远见,头脑简单,没有重视选择好转业去向对自己家庭及人生晚年的重大影响。在这样一种心态的支配下,我沉默了,既没有诉求,更没有据理力争,在无声中放弃了回上海的权利与机会。师里看到一个上海名额,一个力争,一个默然无声,自然就很轻易地把这个名额落给争的人了。由于我的放弃,给师里解决了一个大难题,领导自然也明白,如此处理对我是不公平的,也想在后续工作中作些弥补;加上后来师政治部刘硕三副主任告诉我,王绍玉政委来师检查工作时,他对你过去在师机关的工作和这次对待转业问题有很高的评价,大加赞扬,并向师里交代,要善待徐江水,把他安排好。基于上述原因,我就被
作为特殊情况处理了。师里要来一个安徽名额,在城市定点和工作安排上做了努力,多次与地方联系,并派专人陪同我到安庆做了实地考察,力求安排妥当后再离队。后来工作安排好了,我也不想再跨年了,便决定乘坐当年12月31日晚上的火车告别部队。离队的当天,师里李如芝副政委陪同新来的师政委来到我住的通江路宿舍看望送别,离队的那天晚上,师副政委虞文琦同志与政治部刘硕三副主任送我上了卧铺车厢,在车上握别,互道珍重。从此,我永远告别了军营,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到此也就划上了句号。
以上就是我当年转业的一段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