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有涯 知无涯.doc

生有涯知无涯
秦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1982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系,师从李纯一先生攻读中国音乐史。1984年毕业、获硕士学位,留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曾任中国音乐史研究室主任,学术评议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音协金钟奖评委,中国向联合国申报非议项目评审专家等职。曾在云南、贵州省实地调查少数民族音乐,在山西、河南、陕西、湖南、江西等省考察音乐文物考。论文《古代云南与内地音乐文化交流》《试论笙属乐器的起源》均载《民族艺术》;《民族乐器口弦初探》《锣属乐器使用及其历史》均载《音乐艺术》;硕士论文《我国南方佤、苗、高山等族体鸣木鼓与有关音乐起源的几个问题》等多文刊载于《中国音乐学》。此外,还有《刘贶与〈太乐令壁〉》《唐代音乐传说考校献疑二则》等文刊于《黄钟》,《关于〈乐苑〉及〈乐府诗集〉的几问题》载于《音乐学文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3月)。参与国家艺术科学“九五”重大科研课题《中华艺术通史》任执行副总主编,《隋唐卷》(上编)主编。著有《中国音乐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1月)、《中华文化通志?乐舞志》(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等书。主编《六朝音乐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7月)及《中国物质文化史?乐器卷》(开明出版社2015年1月)。另译有日本岸边成雄《唐俗乐二十八调的成立年代》《唐代的乐器》等20余万字。
音乐时空:您是怎样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结缘的呢?
秦序研究员:我与音乐、音乐学的缘分,完全出于偶然。我的父亲是重庆人,母亲是贵阳人,而我出生在苏州,长在昆明。但家中无人从事音乐工作。就在我刚读初中,1961年尾的一天,我和同学正一起练骑自行车,突然听到一间办公室传出悠扬的钢琴声。于是,我随同学放下车子,跑进屋里,原是音乐老师李家玮正在弹琴。他见我们前来,高兴地问想不想学习音乐?想学哪种乐器?我跟随那位同学选择了“小提琴”,其实,我当时还以为小提琴就是路边见人拉过的乐器(二胡)呢。
此后,家玮师不仅利用课余时间免学费教我们拉琴,还带我们参加校外各音乐活动,比如大中学生合唱团和少年宫的音乐活动。渐渐地,一起学习的四个同学只剩下我坚持到最后。这就是我与音乐的偶遇,后来,居然结下一生不解之缘。
1964年,初中毕业我便进了工厂,成为一名工人(车工)。文革时期,参加社会上和本单位的宣传队,小提琴演奏水平不断提高。全民大演样板戏时,由于我稍先学一步,有不错的小提琴演奏水平,遂被调往云南省歌舞团,任小提琴演奏员。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老师赵宽仁先生,出于对云南的热爱,辞去北京的工作,我则成为他非正式学生。在他与另一位考古学大专家汪宁生先生的指导与帮助下,我开始对音乐研究发生兴趣,也尝试写出几篇论文。意想不到的是,这是怎样难得的自觉和自悟啊!其中一篇《民族乐器口弦初探》,考证口弦就是《诗经》以来文献记载常见的“簧”,如簧之舌的“簧”,居然在上海音乐学院学报创刊第二期,就全文发表了。
虽然没有读过高中和大学本科,但是长期的阅读与采风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在赵老师、汪老师以及省文化局音乐工作室主任曹汝群老师等前辈的鼓励和指导下,1982年,自学不到两年的我,便考取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音乐史大家李纯一先生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攻读中国音乐学。1984年底硕士毕业后,便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一直工作至今。
音乐时空:您的恩师李纯一先生是中国音乐史学界泰斗级人物,他在您的学术生涯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秦序研究员:纯一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心无旁骛。他本来具有非常扎实的传统文献学功底,推重清代乾嘉学派“无征(证据)不信”“孤证不立”,曾经在先秦音乐思想研究等方面有深厚造诣。还曾经写过两篇有关明代艺术和科学巨星朱载?值奈恼拢?其中一篇考订朱载?址⒚鳌靶路?密律”即十二平均律的计算方法,应在公元1581年以前,是领先世界的重要突破。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纯一先生的结论,仍不可动摇,也未能稍稍提前一年半载。可见,纯一先生研究这个问题时,掌握材料之充分,立论之扎实。
为了集中精力,深入研究,也为紧紧抓住学术发展潮流,站到学科前沿,他收缩研究面,将自己的研究“断代”断在先秦,尤其密切关注考古发现的地下实物材料,与文献材料紧密结合。经他努力,开始自觉运用科学考古学的“地层学(即年代学)”、“类型学(即标型学)”,以及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等等,与音乐学的测音研究、乐器学研究相结合,开创了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及中国古代音乐是研究“多重证据”方法的新阶段。
纯一先生淡于名利,专心致志,以科学研究为志向,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虽然他很早就从事革命工作,解放初便担任了东北鲁迅艺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