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姐”在总政.docx

在战争中,生与死往往只有一秒之隔,一线之遥,每一次登台,都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场演出,战士们也用最纯朴最真诚的感情回馈了我们。1952 年,解放军总政治部计划模仿苏联体制,把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剧种集中在一起,成立“中国大剧院” ,在原有的歌剧队和舞剧队的基础上, 再增加一个京剧队、 一个评剧队和一个越剧队。那年 6 月,总政派文工团副团长史行、剧作家黄宗江和总政歌舞团的兰茜三人,南下上海寻找一个合适的越剧团,条件是成员年轻、政治上单纯、业务好。史行等人在上海文化局戏改处了解情况后, 经过一些初步接触, 最后把目标锁定在玉兰剧团上。 1954 年“上海小姐”从总政回到上海。史行和黄宗江找我和徐玉兰大姐谈,他们说,总政要成立大剧院,将来还会建造自己的剧场,你们越剧团也能经常回上海演出。我和玉兰大姐本来就对解放军抱有好感,当即拍板同意。我们在团里公布了这个消息,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大部分人表示愿意去,也有人担心过不惯部队生活,但她们表示: “如果你们两个去,我们也去。 ”我和玉兰说,参军的事不勉强的,完全出于自愿,大家先冷静冷静,不忙表态,等考虑清楚了再决定。当天夜戏散场后,史行、黄宗江和兰茜三人来到卡尔登剧场,我们召集全团开了动员大会,决定参军名单。讨论结果是:主要演员都去,乐队除了年老体弱的其他基本都去,编导组和舞美组去一部分,杂务和行政人员全部留下 ; 变卖剧团的物资,作为留守人员的安置费 ;团里的二十几个小演员包括学员,因为名额有限,只能去十个。我们当即通过现场考核的方法决定去留,通过考试的十个孩子兴高采烈,没通过的还哭了鼻子,有的人散会后拉着史行求情,表示一定要去。当时,热爱我们的观众得知这个消息后,反响很大。一方面去了北京之后,他们就看不到我们的戏了,另一方面,部队生活很苦,他们担心我们无法习惯。从内心来讲,我们又何尝舍得离开熟悉的上海,熟悉的观众?但此刻,我和玉兰大姐只能安慰观众们,去了部队还是可以常常回上海给大家演出的,不会就此断了关系。正当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没想到“后院”起了火,我和玉兰大姐都遇到了来自家人的阻力,玉兰大姐的母亲和过房娘坚决反对,我父亲原本就不同意,得知此消息后更加坚持反对。但我始终坚持,并做了大量解释、说服工作,父亲知道拗不过我,也就沉默了。好不容易说通了父亲,没想到玉兰大姐那里传来消息,她被“软禁”在家,联系不上我们,急得病倒了。我们几次佯装探病,最终商定全团 7 月 25 日坐火车先去,我、玉兰和她过房娘 28日抵京,此时她过房娘思想基本已解放,只是有点不放心,要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其实我们当时自己也没底,临走前大家还商量了“退路” :多带些钱,如果部队不好,有了路费随时可以回来。 王文娟(右)与徐玉兰在朝鲜。初到北京到了北京没几天,就赶上“八一”建军节,在先农坛举行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排练时,我和玉兰大姐发现别人都穿着统一的军装,只有我们的团员穿着自己的衣服,走在队伍里显得特别“扎眼” 。我们刚到部队,还不算正式军人,穿军装不合适,临时做服装又来不及, 大家一商量, 决定统一穿白衬衫蓝裤子, 女同志头上戴一个蝴蝶结。 开幕式那天,我和玉兰大姐在观礼台上,第一次看见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等,特别兴奋。当我们的“蓝白军” 走过主席台时, 首长们发出一阵议论声, 纷纷打听:“咦, 这是什么部队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