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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实验
面色黝黑、身材壮实,讲一口粤式普通话的劳永冠最近遭遇了一场“幸福的烦恼”。他如今的身份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雷岗社区党委副书记,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之前,他是南约村村支书。
南约村与南海区市中心的百花时代广场仅隔着一条南桂东路,处于这样的黄金地段,可说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2011年9月19日,“嫁”了出去,,成为当年的“总价地王”。
,一半作为土地出让金归政府所有,一半留给村集体。南约村有社员股东3020人,,,三口之家就有80多万元,可以说一夜之间家家都是百万富翁。
但南约村没有将钱一次性分掉,而是用这些钱换取了万科所开发楼盘39%物业。如今,这些物业市值23亿元,折算到人头,每人可得76万元。除了每家分得几套大房子,其他物业用来招商出租,村民获得了长期收益。
但这桩让外人无比羡慕的交易,对劳永冠来说却只是“刹那间的开心”,过后是无穷尽的烦恼。
面对这么巨大的一个蛋糕,谁都想来“切一刀”。之前由于种种原因转为居民户口的原村民,此时纷纷赶回来要求分红。劳永冠统计了一下,这类人大约有350人。如果满足他们的要求,意味着分红将摊薄,现在的社员股东不答应。如果不分给他们,则面临着无尽的纠缠,
“真是两难。”劳永冠摇头说。
南约村的烦恼,在南海乃至珠三角地区并不少见。
作为珠三角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滥觞之地,南海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佼佼者。2012年,南海GDP高达1966亿元,堪比西部一个省。其中,农村集体经济规模上千亿元,村组两级集体经营性资产超300亿元,由2300个经济(联)社经营管理,279个村居中,总收入超亿元的有197个。
作为广东“四小虎”之一,南海的经济发展根植于农村集体经济的丰厚土壤。然而时至今日,由农村股权分红而引发的冲突,已影响到基层治理。2009年至2011年间,南海80%以上涉农信访与集体经济有关。
同时,本地农村户籍人口、城市户籍人口、外来人口,三个群体带来的三元格局造成多种诉求和割裂,如同一个珍珑棋局,传统的党、政、经一元化治理模式捉襟见肘。
南海面临的难题在东部发达地区也有普遍性。对广东增城、乌坎,浙江织里事件进行深层探究,正是多元利益诉求与一元化治理模式的冲突而引发。
自2011年开始,南海展开以“政经分离”为突破口的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试图打破集体制樊篱,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改造集体经济,释放其再发展活力,同时重塑日渐失衡的基层治理结构。工业化红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在农村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户承包集体土地,包交国家和集体的各项费款后,其余产品或收入归承包户所有。
包干到户极大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但很快也暴露出弱点——零碎分散的土地难以满足规模化经营的需要。
起初,南海也实行户户均包体制。1987年,它成为国务院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试验主要有两项:一是农村规模经营,二是充当农产品出口基地。
1989年,南海开始转换承包机制,林果用地和鱼塘不再平均分配,而是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倡导规模化种植、养殖。两年后,南海全面铺开土地有偿承包——农户要向经济社上缴数量不等的承包金,三年后,%的土地实现有偿承包。
在1984年,当时的南海县还提出镇、公社、村、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六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思路,提倡个体、私营、集体等经济形式“各显神通”。在此形势之下,南海农民“洗脚上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纷纷投入工商业发展大潮。工业化对于土地的规模化利用要求,促使农民主动将土地集中起来用于出租,并分享非农化增值收益,南海的地租经济由此产生。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广东作为改革先发地区,发展进一步加快。在此背景下,更多的资本涌入南海。
面对资本的土地需求,南海启动新一轮尝试: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1992年9月,洲表村出台一套全新的入社分股方案,把农民土地承包权改为股权,农民不再直接进行农业生产,代之以按股分红的方式获得长久收益和福利。
而后,洲表村将集约出来的200亩土地规划为工业开发区,三通一平后,对外出租办厂,坐收租金。大批外来资金进入洲表,工厂拔地而起。
1993年8月31日,当时的南海市发布文件,将洲表村的做法推广至全市农村地区。至1995年3月,南海共建立股份合作组织1574个,占全区经济合作社总数的96%,以土地为主的130亿元农村资产,以股份的形式配置给了76万名社民股东。不久,“南海模式”在广东省得到认可并推广,一时风靡珠三角。周边的佛山、广州、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