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莫言，这是我的故事.doc

大家好,我是莫言,这是我的故事
言说如何毁了管谟业,又如何造就莫言
“我也没别的办法,我只能加快速度,把这些当作动力:我在他们后面,他们会用肩膀挡我;我们并排着,他们会挤我;我跑他们前面,他们会伸脚绊我;远一点,他们会扔小石头砸我;再远一点,他们会骂我。我要跑到更远,远到他们挡不着我,挤不着我,绊不着我,小石头砸不着我,骂我我也听不见了。我要拼命往前跑,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莫言的朋友、翻译家许金龙回忆起莫言对他说的这段话,时隔多年,他仍可以清清楚楚地背出来,因为朋友们都知道,莫言人如其名,不爱说话,尤其不喜欢袒露内心,这样的表达,在他们17年的交往中也是不多见的。
“他说我也挺难的,很多人为我付出代价。农村孩子,没什么基础,一点点奋斗出来的,取得一点成绩,有人酸不溜叽,嘲讽、攻击,他跟我说,他没别的办法。”许金龙说。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晚7时,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终于跑到了很远的地方。
一
“莫言不爱说话。”“莫言太会说话了。”
谈到莫言的口才,他的亲人、朋友、作品编辑、翻译、同学、前同事等《人物》记者的采访对象给出的答案出奇一致,而答案本身则看似对立:莫言不爱说话,但他太会说话了。
出版过《莫言王尧对谈录》的作家王尧感慨,和莫言对话时,他才感受到“叙述就是一切”,“和别的作家在一起没有这样强烈的感觉。”
“莫言本人长得不像他的作品”,与莫言相识20多年的图书编辑猿渡静子认为,“他要长得跟海明威那样,才和他的作品配,可是他白白胖胖的”。莫言说话“自控、谨慎”,“能感觉到他说话是经过思维的”,不过,“现在已经比20年前好一些,比较放得开了”。
莫言的大学同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原文学系主任黄献国觉得莫言20多年没有变过。“总是微微一笑,话特别少,同学3年里,逢年过节会餐什么的,永远觉得这个人不存在”。他想了想,补上一句,“会咬人的狗不叫。神侃的作家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
“我听过他在军艺的课,一讲俩小时,能不会说话?他说话特犀利,特准,话不多,声调特别低。在公共场合上需要一个扩音器。别人批评他,他也是笑着说,哎呀,这些人真是。”莫言在《检察日报》时的同事、导演高伟宁回忆。
“不该说话的时候从来不多说一句话。该说话的时候头头是道,妙趣横生。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兄长,很私密的事情,包括情感上的困惑,我都愿意跟他交流。”虽然相识只有两年,同为作家的麦家在心里把莫言当大哥看。
“谈吐非常得体、有气氛,幽默感也合适”,新经典外国文学部总编辑黎遥觉得,莫言在写作的时候却控制了这种能力,“会反而用比较粗的语言来写作”。
二
当莫言还是那个叫管谟业的其貌不扬、家庭出身也不好的少年时,他的表达欲已经让当地人印象深刻,“特别碎嘴、爱说话”,“哪儿热闹往哪儿跑”。2003年,48岁的莫言向作家王尧回忆起他的童年,“在我们农村我这种叫炮孩子”。
管谟业还爱乱写。“认识两个字,就捡了个粉笔头,找块光光的墙就乱写,有一次无意中写出来一条反动标语,把家里人吓坏了。”
农村人觉得,“炮”就像“懒”和“坏”一样,是一种需要矫正的毛病。但在小说《四十一炮》中,莫言描述过“炮”的快乐:“‘炮’是一种言说的状态,也是一种说话的腔调;是一种愉快,也是一种创造……情绪高涨,灵感大发,口齿利落,犹如大河奔流,滔滔不绝。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忘乎所以。”
对炮孩子来说,“文化大革命”人多、热闹、口号响,就像一场节日。小学五年级冬天,管谟业当上了小红卫兵,他创办《蒺藜造反小报》,贴大字报,编顺口溜:“三家村,四家店,都是一些大坏蛋。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伙去偷瓜”,还写了一首诗叫《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那大概是他一生中说话最肆无忌惮的岁月。
像“文革”中的很多人一样,管谟业也曾做过一个“向组织表忠心”的告密者。有一日回家,爷爷问他:“孙子,你们是闹‘长毛’吧?”他感到爷爷的话有点反动,就赶紧去学校向老师汇报,想当个大义灭亲的典型。老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你爷爷说得基本正确,‘长毛’造反,我们也是造反,回去告诉你爷爷,‘长毛’是封建地主阶级对革命群众的污蔑性称呼,应该叫太平天国。
”
因言得咎的那一天终究无法躲避。在一个值班监听“阶级敌人”的夜里,他和同学张立新无意溜达到老师办公室外,从窗户纸的破洞中,看到了后来改变他性格的关键一幕——红卫兵头头正在往一名女代课老师的裤腰里塞花生,花生香喷喷的,而女代课老师咯咯咯咯笑个不停。后来莫言在散文《我的中学时代》中真名实姓地讲述了这个故事。
管谟业感到“革命热情受到很大伤害”,“岂止是失望,简直就是绝望”。第二天,他把红卫兵耍流氓的事告诉了村里人,张立新还在大队部的白粉墙上画下了这一幕,“画面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