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再坚强
大约清晨六七点钟光景,薄薄的雾霭笼罩着稻田。陆根松骑着他的摩托车绕着横港村开上一圈,看到死猪就往车上一搭。村里的路上不时有人路过,少有人愿意和陆根松打招呼。
这一天是3月18日。自从上海媒体报道了黄浦江上的死猪或来自嘉兴后,舆论压力一点一点传导到离上海市松江区横潦泾(发现死猪的地方)70公里以外的横港村,路边的死猪比前阵子少了些,农户开始把猪放到集中收置点,不再散乱扔在路边。
过去,“横猪遍野”的情况,入冬以后就是当地一景,陆根松每天可以收到40-50头死猪,这其中多以仔猪为主。
与陆根松在陆地上收死猪异曲同工的是,在水路上,这半个月来也有一批人起早贪黑地捞死猪,他们来自政府。上海市环卫部门每天下午17时就会利用微博公布当天的打捞数字。从3月13日起,数据发布已经成为例行公事。颇为微妙的是数据从不涉及“总和”,仅说明当天的具体数字。
截止到3月20日,从黄浦江中又打捞起死猪231具,累计达到10395具。从3月7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黄浦江中死猪的照片,到如今打捞数量过万,前后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嘉兴、黄浦江、死猪、漂流,这些关键词组成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中国之谜。
一家外媒在头版头条位置做了设问:“请你来猜个谜:在一座主要城市的水源里发现了2813头死猪,什么情况下这才不算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答案:当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时候。”在舆论压力下,问责的矛头首先指向嘉兴等地地方政府。但记者实地调查数日发现,上万头死猪可以沿江漂流数日的故事好比一出中国版的“罗生门”,其答案之复杂超乎想象。横尸路边的死猪收猪的人哪去了
陆根松就是加速运转的政府机器在基层的一个小小触手,他被告知必须在清晨、中午、晚间三次巡视横港村――这个有着1200户农民的村子。在往日里,一般情况下他只需要清晨跑出去一趟即可,其它时候等着农民打电话叫他过去,收死猪。
这份工作对陆根松犹如鸡肋,和死猪打交道,村里人都不愿意靠近他,感觉晦气。薪水开1500元一个月,他说,自己若不是在工厂找不到工作,绝对不会接下这个活。
横港村所在的新丰镇,早在2009年就公布了下属10个村无害化处理死猪的对口负责人,他们的联系方式被张贴在防疫站布告栏的显要位置。但在2009年-2012年,名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管理员”的陆根松却不记得自己实质性地收过死猪。之前,虽然有这个设置,养猪户们并不需要他们
“出马”,死猪有另外的通道消纳。
当然,这个通道并非通向黄浦江,而是通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发现猪死掉后,农民也不会随意丢弃,而是按照差不多每斤1块钱的价格来处理,这样多多少少有点收益。
处理成年大猪是个麻烦事,村里人请陆根松收“大死猪”,每头猪需要加收50元,一个人搞不定很重的猪,钱主要是付给陆根松请来的帮手,以及搬运时租车的费用。一头大猪死掉后做无害化处理,农民不仅毫无收益,反倒要往里贴钱。无害化处理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陆根松常被村里人叫做“收死猪的”
“你们上海人以前不知道吃过多少死猪,你们自己不知道而已。”一位镇上从事餐饮业的老板对记者表示,“死猪会用小面包往上海运,比较容易伪装,用木板在后面打上隔层,一车能拉七八头,一般不会有事情,如果碰到检验检疫的人,干脆把车一扔,跑路。”
作为一座每年饲养量达到700多万头猪的城市,嘉兴死猪的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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