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举证任的分配是解决医疗纠纷的关键.doc

医疗纠纷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解决医疗纠纷的关键,迄今为止,我国对医疗纠纷举证责任的分配方式进行了几次重要修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年3月1日之前的“谁主张,谁举证”阶段;第二阶段, 2002年4月1日以后至 2010年6月30日以前的“举证责任倒置”阶段,医方就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及没有因果关系进行举证;第三阶段,2010年7月1日以后,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实行区分类型确定举证责任的制度,一般由患者证明医方存在过错,医方在特定情况下就医疗行为没有过错进行举证。研究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演变,对我们在日益复杂的医疗纠纷案件中找到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平衡点”,更好的处理医疗纠纷,构筑和谐的医患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一、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局限性
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医患双方长期存在的“医疗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等不合理现象,有利于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但是,此规则实施以来,由于本身的不足和缺陷,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许多矛盾,医疗纠纷案件逐年增长,在肯定这一举证规则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待其所引起的负面效应。
1、降低起诉门槛,引发滥用诉权和恶意诉讼,医疗纠纷诉讼案件剧增。由于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大大减轻了患者的举证责起诉难度,导致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结果稍有不满,不问是非,就会选择给以医方一定的压力,要求医方进行赔偿或者到法院起诉,甚至产生恶意诉讼和滥用诉权,医疗纠纷案件激增。因此,医院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去应付医疗纠纷案件,对医院的资源同时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2、医疗机构防御性治疗呈现增长趋势,医患关系愈发紧张。为了避免官司缠身,医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大幅度提高,由此产生了医疗机构防御性治疗的空前增长,各种必要和非必要的检查费用的收取也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医疗负担。医学的复杂性以及患者体质的多样性以及举证责任的负担同时严重挫伤了医方的积极性,医务人员不敢大胆创新,阻碍了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
3、重视患者的弱势群体的地位,忽视了医院在举证方面的难处。医学科学具有一定的高风险性和复杂多变性,受到个体体质差异性和现阶段医学技术水平的制约。治疗过程中患者出现的损害结果有时候也是医方无法解释的。此外,患者及其家属不配合治疗,隐瞒病史,或者由于要支付费用而拒绝进行检查,不能提供正确信息,这些都使得医疗机构的举证无法实施。以上因素使得医疗机构处于矛盾的境地,均可能造成医疗机构的举证不能,《证据规定》只考虑到患方的弱势地位,实行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而没有考虑以上诸多因素,是该规定的一大局限。
二、《侵权责任法》出台后的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实践中日以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导致了一些列问题出现,如防御性治疗、过度治疗等,甚至激化了医患矛盾,立法者本着既保护患方利益,也不忽视医方的权益的原则,作出了较大的立法改革,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呼之而出,该法对医疗侵权问题做了专章规定,并且对与医疗纠纷举证责任的分配有了重新的定位。
(一)《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侵权举证责任的分配
《侵权法》第七章对医疗损害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学界将本章规定的医疗侵权责任从理论上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即医疗技术损害侵权纠纷,医疗伦理损害侵权纠纷和医疗产品侵权纠纷。根据不同类型来确定医疗损害纠纷的举证分配规则,同时《侵权法》还从保障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角度明确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可以免责的范围与条件。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7条和第58条规定了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医疗技术损害责任一般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特殊情况下采用过错推定原则,也可以看做附条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62条规定了医疗伦理损害侵权纠纷,主要强调了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保密义务,这些主要是基于伦理方面的考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以及未履行医疗伦理义务的行为与患者所受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构成该损害责任的关键,但《侵权责任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这些关键点由谁加以证明。《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了医疗产品损害侵权纠纷的举证责任,明确了医疗机构使用有缺陷的医疗产品的责任,此种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侵权法》第60条也从三个方面明确了医疗机构的免责事由。《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纠纷举证责任的分配,一改过去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实施区分类型确定举证责任的制度,实行过错原则和附条件的推定过错,进一步完善了我衡医患权益方面具有更好的作用。
(二)《侵权责任法》中明确的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合理性
1、相关的法理因素。实行区分类型确定医疗纠纷举证责任的制度符合以下法理基础:(1)、公平正义价值,由于医患双方存在地位不平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