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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能救人也能杀人——茨威格《明天该怎样编写历史》的启示任鹏杰(原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9年第5期) 教育有两面性,可悄然助人成长,亦可慢性害人生命,乃至毁灭世界。趋向哪一面,取决于教育导向。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一种中学历史教育,就曾“搅得世界惶惶不可终日”,把世界引向毁灭之途。历史教科书有这么大能耐?历史教育有这么大作用?有。有凿凿事实在,绝非故作危言。听听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茨威格在美国的演讲《明天该怎样编写历史》(已选登于本期“海外文摘”栏目),就不难明白个中究竟:史观可以救人,但史观也能杀人。茨威格深知史观的重要性,认为“形成年轻人对生活的看法——政治的、道德的和个人特有的看法,有决定意义的,莫过于他们学习历史和理解历史的方式”。茨威格说,恰恰是他在奥地利上高中时的历史教科书,恰恰是在中学教育中形成的错误史观,“教会我们这一代人走向世界大战的”。因为在这种历史教科书里,“能促使年轻人向往崇高、遵循人道的东西,我一丝一毫也找不到;找到的只是一些恶劣的例证,证明我们总是在退回到古代的野蛮中去”。可怕的是,中学历史教科书是“启蒙读本”,面对的是不谙世事、心灵“还像蜡一样可塑”的年轻人,其心灵的“白纸”上无论被画上什么,或许都自以为不错、甚至很美好。然而,这“启蒙读本”究竟启蒙(或诱发)了一些什么呢?正如茨威格所说,是“诱发一切危险恶劣、毒害时代的本能”。而且,这种启蒙借用了“别有用心”且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史观。懵懂孩儿们的灵魂,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毒害的。更可怕的是,这种作为“启蒙读本”的历史教科书,还以大张旗鼓的“爱国”名义,行狭隘民族主义之实,把历史变成了纯粹的民族史和战争史,把历史教育变作战争恶魔的帮凶,成为“一种可怕的学问,也就是所谓的宣传”,有组织地“抓住扩音器”向世界喧嚣仇视、谋杀、发疯。那些懵懂的孩儿们,就被这样的“历史”生动地、同时又是不动声色地引向了歧途,竟至长大后用实际行动把“爱国主义”变成了“害国主义”,还浑然不知有什么错。何以见得?茨威格根据中学所受历史教育经历说,“还在正确地认识世界之前,我们就已经被戴上有色眼镜了……从一开头起,对世界,我们就只能从民族利益的视角去看,而不能用自由的、合情合理的眼光去看”。本来,“只有完全客观才有意义的历史,被勺子乱搅着,剩下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造成爱国公民,造成未来的士兵,造成没有意志的奴才”。于是“自己的民族一向都是对的”,对其他一切国家、民族和种族,“则应当鄙视,同时不信任”,这一切就成了“爱国”史观的主要内涵,颇富煽动性,也很有欺骗性,因为“不管怎么说,祖国总是祖国”嘛。其实,祖国可以爱,却不可以狭隘。狭隘视野和导向中的“爱国”史观,极有可能变为“害国”史观。历史在在表明,致命的导向性错误就深藏在种种恶性的狭隘民族史观和狭隘“爱国”史观里,恰恰是这些史观误导和毁灭了茨威格们,也误导和毁灭了自己的国家,进而毁灭了整个世界。无疑,视野和导向,是史观的第一要务,也是历史教育的首务。由此审视人们热议的历史有效教学,故事和细节固然是重要的,方法固然是重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视野和导向更为重要。视野偏狭,导向错误,故事愈生动,细节愈诱人,方法愈有效,历史教学的结果可能愈有害。视野偏狭,导向错误,教学无效反而是值得庆幸的事。此中深意,不可不察! 茨威格用血的教训现身说法